谈西汉初期汉朝与匈奴和亲的影响

上述的和亲公主中除三位不是与匈奴和亲外,其余都是。为什么汉与匈奴和亲能持续下去呢?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高祖使刘敬往匈奴结和亲之约初期,即以公主嫁给单于为阏氏,一次赠给匈奴千金,另外每年奉送一定数量的絮、缯、酒、米、食物;第二,汉朝准许两族人民交易,进行互市,这在刘敬往结匈奴和亲之约后便实行了。当时通过关市,匈奴从汉族地区换得了不少物品和金属器具,特别是铜;第三,汉与匈奴结为兄弟,相约以长城为界,北面“引弓之区”是匈奴的游牧地带,归单于管理,南面“冠带之室”是汉族耕织的领域,由汉王朝统治。由于这些和亲事项能够同时满足汉王朝和匈奴的需要,才使汉与匈奴和亲能持续下去。另外,和亲对汉匈两国产生的不同影响,也是它能够持续下去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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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亲对西汉的影响

西汉初年的和亲政策是一种消极的政策,是一种变相贡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迫不得已的一种妥协。显然,这不符合汉族上下阶层的意愿,但是它却为汉武帝最终击败匈奴,弘扬大汉国威奠定了一定基础。这主要体现在和亲政策对汉王朝的影响之中,其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政治上,西汉初年的和亲维护了汉王朝的统治,有效地减缓了匈奴的进攻。尽管匈奴经常进攻西汉边疆地区,“后燕王卢绾反,率其党数千人降匈奴,往来苦上古以东”[8],但始终没有入侵到汉王朝内部,两国之间也没有发生大的战争。平城战役表明与匈奴的力量对比汉朝处于劣势,尚且无力有效抵御匈奴的进攻。和亲政策是汉朝初年对待匈奴的基本政策,说明这一政策对稳固边防也有一定作用。正是由于这种作用,汉高祖刘邦才能平定异姓诸王的叛乱。“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旧约,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9]这也为汉景帝平定“同姓诸王”的“七国之乱”提供了条件,文景之治使中原地方割据势力和奴隶主商人的复辟势力都遭到极大打击,中央集权已大大巩固和加强。这不能不说是和亲政策为其提供了安定的环境。

()经济上,虽然汉朝经常要向匈奴缴纳聘礼和贡物,会加重人民负担,但与之相关的互市等活动的频繁,又丰富了中原地区的经济,例如匈奴的畜牧经济中养马技术和养马业等传入汉朝,这就为汉武帝攻打匈奴创建强大的骑兵提供了条件,功不可没。西汉的和亲政策抵挡了游牧经济的进攻,保卫了农业经济。

从高祖(公元前206年)至武帝即位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凡六十六年,至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决战反击匈奴凡七十九年,在短暂的和亲环境下,汉王朝充分利用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轻徭薄役,与民休息,发展生产,扩充军备,为抗击匈奴积蓄力量。接受贾谊“数上书陈政事”[10],晁错“上言兵事”[11]的建议,积极“募民徙塞下
[12],推动了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景帝时修“马复令”,防患于未然;武帝时,国家富庶,已有能力反击匈奴。“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之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馀财,京师之财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集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13]

()文化上,不但加强了民族交流而且促进了汉王朝文化的繁荣。汉王朝实行大规模屯田戍守、徙民实边的政策,丰富了汉边疆地区的文化,改变了边疆地区的地貌,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亲过程又加强了汉匈两个民族之间的交流,必然地促成平民之间婚姻的增多,从而促进了汉匈两个民族之间的血缘融合。西汉初年的和亲政策消除了民族之间的隔阂,增强了汉族同匈奴之间的凝聚力。从中原王朝受匈奴文化的影响看,在汉代的石刻艺术上,可以发现许多受匈奴游牧生活题材和风格影响的石刻,如陕西平县茂陵附近的霍去病墓前就有匈奴的巨型石刻,由于汉王朝极力推行和亲政策,也使汉朝处于被动地位。匈奴时战时和,汉王朝为巩固边防,不得不在边防驻兵,匈奴善于骑马射箭,汉军为适应这种战场需要,也要弃战车,习骑射;为避免短兵相接的过大伤亡,必须改革战甲,故而出现铁制铠甲。孔融《肉刑论》云:“古圣作犀兕铠。今有盆领铁铠,绝圣人其远矣。”[14]当引以为据,护甲由甲片编缀而成,从上套下,再用带或钩钩住,里面衬战袍,为低级将领和普通兵服。源于古波斯的珠圈怪兽纹、西域常用的葡萄和鬈发高鼻的少数民族人物形象被大量应用于汉王朝服装面料上,这些图案记录了汉匈民族交往的硕果。

()和亲公主对汉匈关系也产生了影响。有一些公主塑造了民族友好使者的形象,如汉元帝时代的王昭君。也有一些公主并不是自愿的,如细君公主。但是他们都能牺牲自己的幸福,为汉王朝的繁荣做出贡献。他们嫁到匈奴后,就必须“从胡俗”,即她们的生活方式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如和亲公主住大帐,吃肉,喝奶,并且她们还得接受匈奴“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15]的风俗。历史上著名的王昭君就曾向汉王朝皇帝请求取消这种不合理的、有悖于汉文化的传统,然而得到的回复是“从其俗”。这些风俗对于受封建思想影响的“和亲使者”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但是“入乡随俗”她们不得不接受,她们还教育子女来建立两国之间的和平,实在难能可贵。

虽然由于匈奴奴隶主的扩张政策未变使和亲最终没有达到目的,但是仍然暂时缓和了民族矛盾,求得了边境上的相对安定,客观上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也促进了两族经济文化的交流。

二、和亲对匈奴的影响

秦汉时“气候确实发生相当显著的变迁,大约在两汉之际,经历了由暖而寒的历史转变
[16],所以秦、西汉应较之于东汉显得温暖。据李并成研究,“河西走廊历史上气候湿润期与寒冷期、干旱期与温暖期有较好的对应性”[17]。故秦、西汉时气候变得干旱,这种既温暖又干旱的气候会引起生态脆弱地区的植被带发生变化。西汉初匈奴经济的游牧区主要分布在长城以北、以西生态环境脆弱的草原及少数绿洲腹地,这些地区易受不稳定恶劣气候影响,严重时会出现自然灾害。但是秦,西汉时气候在长期温暖下变的干旱,大气降水稀少,这对长城以南,生产力水平较高,以灌溉和牛耕为主的农业区影响不大,而这对本就降水稀少的匈奴畜牧区是致命的打击,在所处自然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下,水草贫乏,粮秣和饲草不能满足正常需要,氏族成员的基本生活无法保障,再加上他们对农耕区粮食,布帛,铁器的需要,南下与西汉王朝发生冲突就成为必然,强则掳掠而去,弱则内迁归附。所以在此气候变化背景下,匈奴进攻西汉王朝就是为了生存而战,这才有了刘敬的“和亲之计”。

西汉初年,冒顿单于的匈奴帝国国势达到鼎盛,在其完成空前的扩张征伐后,频频侵略汉边,西汉推行的和亲政策对匈奴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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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年推行的和亲政策是基于汉匈军事实力提出的,使匈奴在政治上处于主导地位。它只是把汉人劳动生产的财富,通过和亲方式,每年大量地送到匈奴奴隶主贵族的庭帐,其后果是在一定程度上滋长了匈奴奴隶主的贪欲。由于公主,财物和互市并不能满足匈奴奴隶主的贪欲,因而汉王朝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却仍不能使北方获得安宁,汉人的生命财产依然得不到保障,当时的陇西、北地、上郡、云中、上谷、辽东等郡(当今甘肃临洮、庆阳、陕西榆林、内蒙古托克托、河北怀来、辽宁辽阳一带)经常遭到骚扰,奴隶主操纵下的匈奴骑兵所到之处,践踏庄稼,劫夺财产,杀掠吏民,抢夺人口,把大量汉人掳为奴隶,单是云中,辽东两郡,每年各郡被杀害和掳去的人口就有一万余人。西汉初年的和亲造就了匈奴目空一切,自大骄傲的心态,以致后世对和亲议论纷纷,班彪称“和亲无益”,北宋司马光认为“建信侯(刘敬)之术,固已疏矣”[18]

冒顿单于在公元前195年高祖去世后,竟致书吕后称“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城,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19]。吕后虽勃然大怒,但是由于军事实力不及匈奴,故继续推行“和亲”政策,于是致书单于,自称“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走失度”[20],并予以单于“御车两乘,马二驷”,由此可见当时匈奴狂妄到何种程度。汉是和亲政策的推行者,采取忍让以达到避免与匈奴作战的目的,造就了匈奴的大国形象,树立了匈奴在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中的威望。汉人通西域之前,匈奴号称“百蛮之国”。匈奴使者“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21]。匈奴欲战则战,欲和则和。史有记载“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类、萧关,杀北地都尉丹,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22],“军臣单于立四岁,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而去。”[23]尽管匈奴多次入边,但两国始终未发生大规模的正面军事战争,这说明和亲政策对匈奴还是有一定约束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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