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经济上的原因。大的背景是均田制的瓦解使得唐初缓和的各阶层的矛盾激化。具体到河朔地区，史载其富庶虽比不上扬州和益州，但也是农产品富足，蚕锦开可以有余以供国用。唐太宗就曾对高祖说：“山东人物之所，河北蚕锦之乡”，杜佑在《战论》中对这一地区也有描述：“是以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亦犹大农之家，不待珠玑然后以为富也”。可见这一地区地区虽不十分富庶，但可以自给自足，不假于人，这正是割据的重要的基本条件。

然后是军事的因素。首先是府兵制瓦解。武韦之变以至开元、天宝之世边疆局势日趋紧张，而唐帝国在与边疆各族的作战中屡次失败，对唐帝国的统治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而曾经使唐朝雄踞东方的府兵制亦已腐朽，不合时代的要求。在这样的局势下，开元年间，玄宗完成了对兵制的调整，确立了以职业兵长期屯防边地的军事体制。同时还扩大节度使的职权，将原来的由京官遥领变为地方将领担任，将领常驻边疆，不仅控制地方的军事，还总揽地方地行政，财政和监察等职权，俨然成为地方行政的一级。在这种体制下，将帅长期控制某一支军队，就为他培植个人势力、拥兵自重甚至发动兵变提供了条件。据《旧唐书官志二》载“凡诸军镇，使、副使已上，皆四年一替”，知节度使正常的调动换防周期是四年，像安禄山这样长期的兼领三镇实属罕见，他的久任，兼统为他发动叛乱提供了充分条件。另外中央和地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如《新唐书‧兵志》谓：“大者连州八九，小者亦兼三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布于天下，然则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

再则唐初虽用蕃将，但未任为将领。玄宗开元中，为防制新兴的契丹、回纥入侵，提高蕃将地位，加上李林甫为保个人权位，杜绝以边将入相之局，因为边将功绩超着，可调升宰相，故建议节度使全由归化的胡人充任，因为胡人无入相的机会。安禄山、哥舒翰、高仙芝、史思明等皆因而得到重用，其中以安禄山最强。他得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重用，更获玄宗信任，打破唐朝节度使「不兼统、不遥领、不久任」的规定，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辖地包括内蒙古南部，辽宁、河北、山西等省，拥兵近20万，成为其作乱的资本。

此外河朔虽然是京畿地屏藩，但在唐初却深受唐统治者的猜忌，其中尤以河北为甚，其中主要原因当是窦建德的旧部反复抗唐，令唐政府如芒刺在背，且建成、元吉的党羽也以河北为基地活动，所以唐政府对这里采取“弱枝”以及“高压”的政策，甚至无辜屠戮。朝廷的刻薄寡恩使得一般平民对朝廷心生怨恨。虽然在武后以后朝廷对河朔的态度有所改观，但是积恨的痕迹仍然存在，一遇到时机成熟，就足以促成事件的扩大。

总之，安史之乱爆发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我们不能将它和河朔的胡化简单的联系在一起。河朔地区是唐北方的屏藩，政治军事地位都比较特殊，由于这里是各民族混居，所以其文化亦呈现百花争艳的局面，笼统的说是胡化，或是汉化恐怕都不是很妥当，应该是各种文化并行，相互渗透，既融合又冲突。正是这种文化上的交融和碰撞使得这一地区的人在文化传统上与长安、洛阳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安禄山则乘势加以利用，收买人心。而此时唐帝国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军事危机也给了安禄山可乘之机。再加上蕃汉将领的矛盾重重，朝廷的排挤，权臣当道。这一切积累起来，最终导致了安禄山的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