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的历史文化背景导致河朔胡化

安史之乱的历史文化背景导致河朔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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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王朝从盛世走向了衰弱是唐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史学界有种种看法,或以为对周边部落和民族实施军事镇压和民族压迫的政策所酿成,或以为唐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或认为无数的农民参加了这次造反1,而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2从种族和文化方面进行分析,特别强调其与河朔胡化的关系,认为河朔地区大量的蕃胡内附,安禄山等人成为胡族的首领,种族和文化上的矛盾导致了战乱的爆发。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河朔地区从汉魏以来一直就是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交融、冲突的焦点地带,关于这一地区的胡化与汉化问题史学界一直斗争论不休,就笔者所查资料显示,应该是胡化与汉化这两种倾向在这里皆而有之。其实这种现象在多民族混合居住的地区是最正常不过的,因为文化、习俗的交流历来都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安史之乱之前河朔地区的胡、汉形势。

公元四世纪到五世纪中国的北方地区大多处于游牧民族的统治之下,历史上称之为“五胡乱华”时代。这些游牧民族历史上也笼统地称之为“胡”,他们在接受汉族农耕文化的同时,也对汉地原有的生活习俗产生了很大影响。西晋时,洛阳贵族“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炙,又以毡为絔头及络带、裤口”。北齐时,颜之推说中国南北方音是:“南染吴越,北杂夷虏。”自两晋时起,中国古代衣食住行中一些最具特色的部分都发生了变化。如坐卧由用席、跪坐变为用床用椅,烹饪由以烹为主变为多用炙法,服饰由宽口变为紧袖,语言由古雅变为白话。

到隋唐两代,其文化主要继承于北朝的具有鲜卑化倾向的混合文化。1且由于其皇室带有鲜卑民族的血统,如隋文帝皇后独孤氏是鲜卑显族,唐高祖李渊之母独孤氏、之妻窦氏,唐太宗李世民之妻长孙氏,也都是鲜卑显族。元初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时感慨说:“呜呼!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所以隋唐两代,特别是唐代在处理同周边各族的关系上,能够视华、夷为一家,并推行民族文化兼容并包的政策。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太宗驾幸翠微宫,回顾他执政以来成就,不无自豪地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原,有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则过之。……

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2。正因为唐统治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的胸怀,所以唐代各民族文化空前的繁荣,呈现百花争艳的景象。向达先生就曾指出“长安胡化极盛一时”,“洛阳家家学胡乐”。

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河朔地区的胡化则尤其突出。“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陈寅恪先生称“当日河北社会全是胡化,非复东汉、魏晋、北朝之旧”。河朔地区在历史上就是多民族(尤其是北方和东北方游牧民族)活跃的区域。在秦汉时期这里是匈奴人南下的途径之一。随后鲜卑、铁勒、突厥、粟特、回纥、薛延陀、吐谷浑、党项等也迁居或辗转于此。魏晋时此地尚有一些较小的势力如屠各、卢水、铁弗、支胡等1。这些民族与当地的汉族彼此之间交往融合,或分解衍化,其间的联系、渗透十分密切。唐朝前期,这里活跃的民族主要有突厥、铁勒、粟特、吐谷浑、党项、回纥、薛延陀等。东突厥灭亡之后,唐太宗处突厥于内地,自幽州属灵州建立顺、祐、化、长四州。原先隶属于突厥的民族如粟特人也散布于这一带。当时河朔地区的柳城便是这些胡人的一个聚居地。而历史上有名的六胡州就在河朔地区2

而安史之乱的发起者安禄山、史思明及其部将等就多为胡人,所以很自然的联想倒河朔地区的胡化是安史之乱的因素之一,但是否如陈寅恪先生所论述的那么重要呢?安禄山为唐河北道营州柳城人,本姓康,母为突厥人,史称“杂种胡”。“康”姓是昭武九姓之一,就是昭武九姓胡,也就是粟特人,以曾居祁连北昭武城故名,史书上有时也称作“羯胡”或“柘胡”。史思明亦是杂种胡人,其余部将为各游牧部落胡人如契丹、奚、高丽、渤海等还有不少。安禄山用来作战的精兵有“曳落河”(罗、奚、契丹降卒)和六州胡(河曲六州突厥)数万人。“曳落河”是一种义子制度,使军中将帅同时也具有父子关系。其军队不论是何种族,实亦同于胡人部落,所以称之为“胡化”。但“胡化”与“汉化”是相对而言的,是在汉化之中保留有胡族的若干特征,而不是完全成为胡族。唐代河北的藩镇可以说是汉族农耕经济与游牧族部落军事制度的结合。司马迁称燕赵之地自古以来就是“地边胡、数被寇”,其民“羯羠不均”、“雕捍少虑”,呈现出“胡汉杂糅”,胡化、汉化同时存在的现象,自古而然。所以将河朔地区的胡化作为安史之乱的主要原因显得有些勉强,也不够充分。当然,河朔地区的胡化趋向以及汉文化保持和提高趋向的发展速度并非一致,但总的来看,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汉人和胡人经历许多摩擦、了解、妥协,逐渐进入相互适应阶段。从总过程来看,摩擦、妥协比了解、适应时间要短一些。胡化与汉化是并行不悖的,河朔地区并不是单方面的胡化,且就逻辑上来说,文化的互相影响、渗透也不可能是单方面的。关于这个问题崔明德先生有比较详细的论述。1

既然我们不能将安史之乱的原因简单的归结于河朔的胡化,我们就来看一下安史之乱之前所面临的背景形势。笔者试从政治、军事、经济三个方面论述之。

首先是政治方面,唐政治的上层矛盾激化。武韦之变以后,唐朝政治表面上趋于平静无波,而矛盾激化的程度及其广泛性比于唐朝前期显然并没有减弱。首先是皇权与相权之间的斗争,唐玄宗意图集权于皇帝,分宰相职权,即位之初宰相多至17人,台省要职就更不必说。后姚崇建议罢冗职,希望天子责成于下而权归于上,到开元末,官僚始比较精简。但是天宝年间唐玄宗志得意满,荒怠朝政,宠幸杨贵妃及其亲党,加上生活奢侈,政治日趋败坏,《新唐书‧玄宗纪》谓:“天子骄于佚乐,而用不知节。大抵用物之数,常过其所入,于是钱谷之臣,始事朘刻。太府卿杨崇礼勾剥分铢,有欠折渍损者,州县督送,历年不止。王谼为户口色役使,岁进银百亿万缗,非但租庸正额者,积百宝,大盈库,以供天子燕私。”因玄宗生活奢侈,其钱则取于民间,使百姓“卖田帖舍,以供王役”仍不足填其欲壑。既怠于政事,自拒梗直贤臣及逆耳忠言,小人遂乘时掌政,先有李林甫;后有杨国忠,朝政大坏。李林甫任宰相十几年,权倾朝野,以至于“帝或不朝,群司要官,悉走其门,台省为空”,“天子耳目谏官,皆持禄两端无敢言正者”。其后继者杨国忠更以宰相兼领四十军使,独揽大权。除此之外,蕃汉官员的斗争亦相当激烈,一般来说,外蕃将领虽有大功,却不得为上讲,更没有做宰相的资格,这种不平衡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失衡而激烈的爆发。另外士族与寒士之间的不平等也造成相当一部分人心怀怨恨,如安禄山手下的高尚就尝曰:“无当作贼死,不能龁草根求活也”。所有的这些都造成了唐上层统治的危机,一旦这些斗争势力的力量失衡,动乱就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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