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时的占城在海洋史上的重要影响

占城在海洋史上的重要影响(明中叶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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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郑和下西洋、占城、新州港、海洋史

前言:

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7/11)是历史上重要的转捩点,由郑和统帅的两万七千八百多人,搭乘史无前例的宝船,写下了明代海洋史上传奇性的一页。在这当中,郑和经历许多国家与地区,载回丰富的珍奇异宝,同时宣扬大明的国威。但在后人为此着迷同时,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占城与郑和下西洋的关系。1占城是明朝的藩属国之一,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明太祖建国后,占城随即主动朝贡明朝,两国一直保持密切友好的宗藩关系。明成祖继位后,下令郑和率领舰队出访东南亚,在这当中(1406/4/4)曾发生安南劫杀陈天平事件(《大越史记全书》作陈添平),明成祖为此勃然大怒,决意联合占城南北夹击安南,先于南方「由海道往占城,会合军马」,并配合北方八十万陆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征服安南。从这已可得知明朝与占城有所谓的合作关系,且透漏出占城在航路上扮演关键性的角色。

占城有一大港,称占城港,又名新州港、新港。根据《安南志略》:「占城,立国于海濵,中国商舟泛海往来谓番者,皆聚于此,以积新水,为南方第一马头。」又《诸蕃志‧占城国》亦载:「商舶到其国,即差官摺黑皮为策,书白字,抄物数,监盘上岸,十取其二,外听贸易。」这皆说明占城港是一贸易大港,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是不可能忽略此重要的港口。

在郑和下西洋的史料中,七次航行所经主要的国家与地区皆有占城的踪迹。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梁志明先生,曾发表一篇名为〈论占城在郑和下西洋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的文章,当中引《星槎胜览》、《瀛涯胜览》、《武备志‧郑和航海图》、《天妃之神灵应碑》等史料推论占城是郑和下西洋的首站。笔者想在此基础上结合洋流图、气象图、卫星图等近代的科学观念去解释占城港在海洋史上的重要性。除此之外,笔者也想以明人所绘制的《东南海滨诸夷国图》去反映占城在明人海洋地理知识的建构,从中突显出占城在明代海洋史上的历史意义。

第一节:背景:宋元时期的占城

「占城、大食之民,岁航海而来贾于中国者多矣!」(「宋」王禹偁
1983:133)。宋朝时期,中国的海上贸易大为兴盛,中国与占城的经贸往来也在传统的朝贡关系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加强。同时,市舶贸易也成为这一时期经贸关系的一个显着特徵。在重要贸易口岸泉州:「泉南地大民众,为七闽一都会,加以蛮夷慕义航海日至,富商大贾宝货聚焉」(「宋」周必大
1983:191)。在广州:「南广为一都会,大贾自占城、真腊、三佛齐、阁婆,涉海而至,岁数十柁,凡西南群夷之珍,犀、象、珠、香、琉璃之属,禹不能名,幽不能计」(「宋」洪适
1983:
457)。(邓昌友、陈文源
2004:66)。日本学者认为在唐宋变革2后,中国的福建(泉州),广东(广州)的船只前往南海时,首先会抵达占城(石泽良昭
2001:30)。伊斯兰势力兴起后,阿拉伯等国商船东来,往往在占城停留,然后「从占婆(占城)出发,水陆兼行」(「法」费瑯,(Ferrand,
Gabriel)辑注、耿昇译
1989:46),前往中国(邓昌友、陈文源
2004:67)。

图1:南宋东南亚交通图3

近来,在中部越南各地陆续发现中国陶瓷器和伊斯兰陶器。占城于此时转变为前往中国贸易的外国贸易船的派遣中心(石泽良昭
2001:30-33)。伊斯兰教传入占城是当时中国与阿拉伯海上交通和贸易繁荣的产物(廖大珂
1990:88),因此占城深受其影响,在日后明代的四夷馆制度中把占城併入回回馆(「明」章潢
1983:237)。又郑和、马欢等人本身皆信奉伊斯兰教,因此从宗教角度来看,这条航路结合着东亚、东南亚、南亚的伊斯兰贸易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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