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中唐庭的兄弟之争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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攘外必先安内。

这一说法最早起源于何时,不甚清楚,从记载来看,这似乎是古时”圣王”的一致观点,到明清时格外的流行。《明史》中有很多相关段落,尤其是范淑泰的上表中说的更贴近:”内不安,何以攘外!”《清史稿》中也有”诚能赏罚严明,将士用命,先治内,后攘外,实边防百世之利”的说法。从道理上分析,如果内部不团结,确实不易抵御外侮。可惜近代的蒋介石对它的演绎却是很失败的,或者说,这不过是他的一个幌子罢了。

安禄山起兵天下大乱,唐朝也正需要大家团结一致对抗叛军,不料也闹出一场”攘外必先安内”。

事情的起因是玄宗在入蜀途中,于七月十五日在普安下的一道制书,下面是挑拣出来的其中的有用部分:

夫定祸乱者必仗于群才,理国家者先固其根本。太子亨,忠肃恭懿,说礼敦诗,好勇多谋,加之果断。永王璘、盛王琦、丰王珙,皆孝友谨恪,乐善好贤,顷在禁中,而习政事,察其图虑,可试艰难。夫宫相之才,师傅之任,必资雅善,允属忠贞,况四海多虞,二京未复,今当慎择,实惟其人。太子亨宜充天下兵马元帅,仍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采访都大使,与诸路及诸副大使等计会,南收长安、洛阳;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陇西郡司马刘秩试守右庶子。永王璘宜充山南东路及黔中、江南西路等节度支度采访都大使,江陵大都督如故;以少府监窦绍为之傅,以长沙郡太守李岘为副都大使,仍授江陵郡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中丞。盛王琦宜充广陵郡大都督,仍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采访都大使;依前江陵郡都督府长史刘汇为之傅,以广陵郡长史李成式为副都大使。兼御史中丞。丰王珙宜充武威郡大都督,仍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支度采访都大使;以陇西郡太守邓景山为之傅,兼武威郡都督府长史御史中丞充副都大使。应须兵马、甲仗、器械、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其诸路本节度采访支度防御等使虢王巨等,并依前充使。其署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各任便自简择,五品以下任署置讫闻奏,六品以下任便授已后一时闻奏。其授京官九品以上并先授名闻,奏听进止。其武官折冲以下,并赏借绯紫,任量功便处分讫闻奏。其有文武奇才,隐在林薮,宜加辟命,量事奖擢。

这是由贾至所写,在《全唐文》中可以找到全文,不过,相信大家也是没这个兴趣来看前面的–前文是”我唐受命百有十载,德泽浸于荒裔,声教被于殊邻,绍三代之统绪,综百王之礼乐”这些文字,然后,几乎是把当朝历史大致说了一遍,我高祖如何如何,太宗又如何如何,然后高宗、中宗、睿宗也都一一提到,最后说到自己,五十年怎么怎么样,现在闹到这个地步,”上愧乎天地,下愧乎庶人,外愧乎四海,内愧乎九族”,都愧了一遍,有点类似检讨书。

这是玄宗升级为太上皇之后的第一道制,如果是罪己诏一类的东西,到此也差不多了,但玄宗后面还有内容,即”思雪大耻”,以及为此做出的具体措施。玄宗虽然有些输胆,但他毕竟未忘他的江山,在入蜀的路中终于回过神来,想起该交待一下天下大事了。可是,从内容来看,玄宗几乎是把天下都交到自己儿子的手中,他所任命的这几人,规定一人掌握多少地盘,这是否可以看成是他把收复天下的重任彻底的交给别人,自己不想再主持了呢?抑或是他本人来操纵大局?不管他自己是如何规划的,此后的玄宗,在天下大事的问题上,更像是一位名誉顾问,顾得上就问两声,顾不上也就不问了。

玄宗安排自己的几个儿子分掌天下以反攻叛军,遭到谏议大夫高适的反对。没错,就是那位诗人高适。高适只怕是凭着自己的才力做官做的最高的诗人了,曾任过节度使,非李白、杜甫、王维等人所能比。高适反对这件事,可见是有政治眼光的,的确比其他诗人更有做官的天分。当然,玄宗没有答应。如果玄宗知道后来的结果,他一定会后悔自己做的这第二个错误决定:难道自己真的老糊涂了?

㈠、永王之反

事情的发展出乎玄宗的意料,除肃宗李亨外,真正出阁赴任的就是永王李璘,而偏偏正是他那里出了事。

不妨先说一下永王的来头。史载,永王李璘”少聪敏好学,貌陋,视物不正”。相貌丑陋是没办法的事情;看东西只能斜视,这个会不会是近视呢,要不就是散光,因为看东西不舒服侧眼来看也是很正常的,这两种都是比较常见的眼疾,当然更有可能本身就是”斜视”。那时候没有眼镜,相信李璘一定非常痛苦。相貌丑陋这些记载,多半不会是史家诬蔑,因为还记了一个”少(自幼)聪敏好学”的优点,不过,如果真写什么”少顽劣”的字眼,只怕别人也不大相信,因为玄宗不可能让一个顽劣的人去独当一面。比眼睛斜视更痛苦的,应该是李璘生母的早逝。永王是玄宗的第十六个儿子,母亲是郭顺仪,可惜去世的很早,因此从小失去母亲的李璘很可怜,由他的三哥也就是后来的肃宗抚养(唉,现在不得不怀疑玄宗是否真把忠王院当成托儿所了),李亨常常把他抱在怀中一起睡,可见是很疼爱这个小弟弟的。如果没有玄宗这道制书,李璘最后也就是像他的叔父、伯父那样平安的过完作为亲王的一生。

后来李璘跟随玄宗一起逃向蜀地,在玄宗下的这道制书中,被任命为”山南东路及黔中、江南西路等节度支度采访都大使”,原来的江陵大都督的职务仍然如故。玄宗在河北、关中陷落之后,抓住了西北、江南、四川这些地方,还是颇具战略眼光的。李璘正是坐镇江陵,当时江淮地区征收的赋税都是积聚在江陵,给李璘募兵提供了财力上的支持,尽管如此,每天耗费仍然十分巨大。由于叛军主要集中在北方,又有张巡在睢阳坚守,因此江南受到的影响小了很多,这时就有人给李璘出主意,认为永王李璘手握四道重兵,疆土有数千里之多,应当抓住机会占据金陵,以保自己能拥有江东之土,这样便可以像东晋那样占据一方江山了。且不说这个办法是否可行,但这能够带来的巨大利益,很难让人不动心。史书写李璘”生长深宫,不更人事”,其实这句话用来形容任何太平时期皇宫中长大的孩子都不为过。不更人事,也就难免不知天高地厚。史书上的这句话无疑是暗示李璘的确是动心了的。李璘奉玄宗之命在江陵聚兵反击叛军不假,但借此时机发展自己完全有可能、有条件,简直就是顺水推舟的事情,至少在肃宗看来是这样。当肃宗得知有人劝他取金陵自立的时候,心下疑惑,不敢小视,当下便让李璘往蜀中朝见玄宗,但李璘不听。从肃宗的反应来看,也没有什么地方说不过去,当时他地位不稳,对此难免会特别在意。不过他只是让李璘回蜀中一趟,算不上特别严厉,只不过是一次试探而已,未必是存心为难,当然,试探的后面是隐藏了夺目的剑光的。这种情况下要想打消肃宗的疑虑,避免发生什么事件,李璘就该依言回蜀地。李璘没有回去,确有可疑之处。从客观上讲,如果是从关中由陆路向蜀中进发,就像玄宗这般逃到蜀中,确实辛苦,但是从成都由水路经白帝城离川,则好走了很多,江陵正是在长江一线,当初战国时秦国就是以蜀国为跳板,实现了对南方大国楚的征服。李璘到江陵走的也一定是这条路,如果按原路返回,绝不困难,除非他实在懒的回去;从主观上讲,若李璘真有心自成一家,离开江陵则可能意味着永远失去实现这个愿望的机会。客观条件没有太大问题,但对于主观条件的猜测,不确定性就非常大了。因为李璘也可能是以为自幼和三哥关系好,所以才有胆量违抗此时已为皇帝的三哥的命令,若是如此,也正符合史书上对他的描述”不更人事”。试想,谋反事大,再不更人事也必然知道关系非同小可,不见得哪个人都有这份胆量。而自大就难免了,很多时候人都会犯这个毛病,比如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舅,但他后来万难想到自己会是那样一个结局。永王的想法无外乎两种,其一,李璘心怀鬼胎,不愿错过时机,又倚仗自己曾和皇帝哥哥关系良好,大胆抗命;其二,李璘在江陵主要是抗击叛军,有意无意间扩展了一下自己的实力,但并未上升到与李亨争夺天下的地步,是无心之失,所以胸怀坦荡而又以为三哥不会加害自己的李璘,并未注意肃宗的警告。是哪一种呢?这个留到后面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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