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恭本身应该不至于此。自然，阚稜的”自恃功高，颇多矜伐”可能也触怒了李孝恭，但他这样对待阚稜，或许是有政治上的因素，于是不禁令人想到当时的宫廷斗争。这样一来就牵扯很多事情了，比如李孝恭的立场如何，以及杜伏威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按说杜伏威在其中应该没有什么大的作用，毕竟他只是一个投降的反王，理应老老实实的在长安过日子，对兄弟之争不该介入。但我们看到杜伏威后来是毒发身亡，死后又受到李孝恭诬陷，如果解释为李渊为了去掉一个心腹大患的话，那么，数年之后李世民为他平反就不一般了。武德时期李渊冤杀的人不少，但李世民后来平反的一个是刘文静，另一个就是杜伏威，而窦建德、王世充等人都不再提起。一般前一个皇帝制造的冤假错案，后面的皇帝不会平反（毕竟是爸爸嘛，平反就等于说爸爸做错事了），例如后来李世民冤杀了刘洎，高宗时虽然刘的儿子上书要求平反而且李治也知道那是件冤案，但仍然按照原先的判处。李世民为刘文静平反，是与他自身有关的。而杜伏威是在贞观元年平反，比刘文静尚早了两年，一方面说明杜伏威和他应该有些关联，也就是说，杜伏威曾介入了兄弟之争；另一方面，则此事的平反应该不会太驳李渊的面子，毕竟当初诬陷杜伏威的人是李孝恭，或者再深入些，是李建成，都无所谓，因为李建成已经授首，而李孝恭在玄武门之变后的一段时间内正接受审查。为杜伏威平反一事，也许和审查拘押李孝恭有关。既然杜伏威与李世民可能有些关联，而李孝恭则很有可能倾向于李建成（或许此事就是受命于他），那么发生在江淮军中的冤案也就不难理解。杜伏威起义时年方十七岁，比李世民稍大一些，政治上并不老辣，加之入京之后李渊使他的地位在李元吉之上，也就是大唐的第四号人物，这样的一个假象也许蒙蔽了他，使他失去了政治上的警惕。而当时李世民如果想到要拉这样一个友军的话也情有可缘，对于杜伏威来说，如能找到一个可以保全自己的李唐王室的人，也是求之不得。种种原因加到一起，推断杜伏威应该是不明智的介入了这个斗争，引起了李建成、李元吉的不满–李元吉的不满应很正常，毕竟这样一个外人位在自己之上是很恼火的；李建成则因为杜伏威相助他的对手而恼怒，所以利用江淮叛乱彻底的打倒了杜伏威的势力，从而也打击了李世民。

那李孝恭的立场则是倾向于李建成。除去上面的猜测以外，还有几件事情。一是玄武门之变后，上面提过的李孝恭被拘押，这件事李孝恭传里面没有直写，太宗本纪自然也不会记这不快乐的一笔，按官方的话说还是：太宗”亲重之，宗室莫比也”。但是细看李瑗传的话，则发现有这样一句”且赵郡王前已属吏”。这句话的背景是这样的，李瑗是明确写着是太子一党的人物，事变之后很害怕，朝廷这时派人来召他进京，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的李瑗和王君廓商议时，王君廓说了这样一句，然后后面又为他展望了一下惨淡的将来，于是李瑗下决心造反。李瑗在征萧铣的时候曾和李孝恭在一起过，那么两人政见上应该比较投合（一般应该是这样，李世民、李元吉是例外）。而且这句话本身就露了玄机，无事为什么要拘押？另外，李孝恭是武德时期除了李世民之外功劳最大的人，他也非常之有统率之才，但贞观时期再也没有带兵的机会，而李道宗则作为宗室中的大将时常出征，这不是也透露出一些信息？李孝恭本人”性奢豪”，这样的人一般比较张扬，但贞观中他的表现是”宽恕退让，无矜伐色”，而且他也很担忧自己死后他的儿子们能否守住家业，可以说是相当的谨慎。为什么？因为他和李世民比较疏远，或者曾经得罪过他。虽说李世民不记旧仇，但实际上太宗所用很多仍为秦府旧人，对于他们他可以完全的放心，对于当初的中间派他可以亲任，对于当初的仇人他可以放下旧怨，但不免以心计城府待之。这也是人之常情，不必苛责。而且就算是太宗完全不计较，但那些人心中也难以安定，像魏征、王珪那样能得到重用的人能有多少。因此李孝恭介入了宫廷斗争而且是站在李建成一方，基本上可以肯定下来。只不过李孝恭比较聪明，在被召入朝中的时候没有抵抗，或者说来不及抵抗–他的目标比李瑗大，李世民应该先想起来的是他，或者直接就是派兵给抓走的。但李世民也没有太为难他，顶多就是剥夺了政治权利，而待遇依然优厚，并且对外仍是一个亲重的表象。对于李孝恭，这已是莫大的安慰了，还能强求什么呢？

李神通

李神通，其实叫李寿，但是史书上没有记载，如果不是考古，谁也不知道神通其实是字。他是被记载武德年间之前做了些什么事的三个人当中的一个，他的儿子李道彦是另一个，其实两人是一回事，都是因为李渊起兵受连累，不得不跑到南山中避祸。山里的逃亡生活还是比较苦的，以至于他的儿子李道彦下山去讨饭–注意，是真正的乞丐那样的讨饭，这对于一个生在贵族家庭里的人来说，实在是很受罪的。而且讨来饭之后有时他并不吃，而是先济着自己的父亲，实在可以算是李家孝子的代表。当然他们还不是最惨的，李神符也就是李神通的弟弟，即第三个被记载武德之前做了什么事的人（也实在大有商议，只能算是起兵时的表现），在李渊起兵之后被抓了起来投入大狱。他是惨，但是没丢性命，真正在起兵时就牺牲的第一个烈士，就是李渊的亲儿子李智云了，他是李渊庶出的儿子，在李建成、李元吉一起逃走的时候被抛弃然后被官兵抓到杀掉。毕竟起义是要付出代价的。

李神通在山里苦熬了一阵子，后来当李渊的三女儿平阳公主到来之后，李神通就与他们合兵一处，干脆一起造起反来。别看这样，这还是很难得的，毕竟是响应了义兵，所以李神通后来也很以此为荣，要不然李渊为什么在他败给窦建德之后又很信任的让他去讨刘黑闼呢？只是他实在不够争气。武德后期李神通在兄弟之争中是倾向于李世民的，虽然李世民对于他的功业多半不以为然，但好歹有一个宗室的支持者也比没有强。武德九年的中毒事件，就是李神通把李世民扶回了秦王府。

关于李神通，我们也不多评价什么了，李世民曾有一段话，基本上概括了李神通的”功业”：”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及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馀烬，叔父望风奔北。……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李世民揭穿了李神通举兵的实质其实是为了自保–这种话李渊大概是说不出来的，顶多心照不宣，而像”全军覆没”、”望风奔北”这样的词居然都拿出来了，真不是一般的不留情面。但后面说的倒是实情，李世民后来对李神通及他的儿子还是很不错的。

李道宗

李道宗是李世民的堂弟，先封任城王，后来则为江夏王。他最初时封为略阳郡公，当然靠的是他宗室的身份。武德二年随李世民出征时，李道宗年方十七岁，此前当然不可能建立什么功业。但少年的李道宗首次出战便显示了他的才能。在一次成功却敌之后，李渊说道宗和曹操那个很能打的儿子任城王曹彰差不多，所以也封他为任城王。跟着李世民一起去征讨刘武周、宋金刚的，还有李道玄，他比李道宗还要小两岁，这时年方十五岁。他们虽然不是亲兄弟，但相互之间也得用兄弟来称呼，李世民当时也不过二十岁出头，就带着这两个小弟弟上战场，可见李家确实是以勇武著称的军事贵族。当时征刘武周的还有一个人，李道宗的亲叔叔李孝基，这位就比较惨了，就是不幸被尉迟敬德杀掉的那个烈士，战后他的尸体找不着，只好招魂以葬。不过后来李道玄死于另一个姓刘的反王手中，非常可惜。

李道宗和李道玄都是和李世民一起打仗过来的，比较亲密，而从李世民对他们的态度也基本可以断定他们的倾向性。道玄早死，而道宗在贞观时期还是很受重用的。其实李世民对宗室并不”好”，他没有延续李渊那样的政策把一大家族的人都封为王公，相反在武德九年上台不久，就把除了有功有几个人之外的所有郡王降为了县公。他这样做既精减了政府开支，同时这样做的背后很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李世民自身地位的稳固并不靠着他的这个宗室，而是完全建立在秦府人员的忠心上，而且他很自信能够控制大局，没有李渊那种担心，所以他没必要将宗室武装的很强大。甚至，和李渊的目的”强宗室”相反，李世民就是为了削弱宗室的实力–这是显而易见的，除却节省一大笔开支之外，降封最主要的结果无疑就是这个。为什么要削弱宗室的实力呢？很可能是因为宗室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李世民的执政，也就是说，李世民得到宗室的支持并不很多。目前比较可靠的就是李道宗、李道玄和李神通是秦王一派–不支持自己，李世民很可能不会去计较，但曾支持过自己的人，他都是很知恩图报的。由他对这三个人比较好如此推测应该没错。而李瑗、李艺（虽然罗艺是外人，但赐姓后实际上就属于宗室了）则是因为阿附李建成而死的，还有上面提过的李孝恭。如此看来，当初支持李建成的人应该还有。即使是持中立态度，也是变相的支持当时的李建成。因为李世民的胜利只有以夺得太子或皇帝之位才算成功，如果是原状的话，那等于还是失败了。那么，为什么李世民在宗室得到的支持要少于李建成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年龄结构，李瑗、李孝恭都比李世民大，李孝恭贞观十四年去世是五十岁，九年后五十一岁（按李世民公元599年计算，至649年加一为虚岁）的李世民去世，也就是说李孝恭比李世民大九岁，和李建成的年龄极其相近。而李道宗、李道玄都比李世民小几岁，基本算是一个年龄段。这就是年岁上的代沟问题了，毕竟年龄越相近越合的来嘛。另外李氏家族传统观念似乎比较强，李建成是名正言顺的长子，得到的支持更多是合情理的。而能得到李神通这样一位长辈的支持在李世民来说是比较珍贵的。可惜，李神通功绩不显，李道宗他们则太小，几个人说话份量都不重，不像李孝恭那样说几句话肯定是有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