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温大临有一段时间不走运，那么温大有就更不走运了，曾指导过建成、世民西河一战的温大有本来很有前途，只是死的实在太早，武德元年就去世了。

此外还有好多可算是唐朝”嫡系”（一开始就跟着李氏家族）的武将，比如被称作唐的卫青马三宝(当然他和卫青是比不了的)、殷开山、刘弘基、丘行恭等人。不一一细说了，马殷刘三人小说中常作为无能的唐朝老将出现，而洛阳之战中把自己的马让与李世民的丘行恭则有幸被刻在了昭陵六骏中飒露紫的浮雕上–只是他的帽子好怪，当时是在战场上，难道不顶盔贯甲吗？

每个朝代都少不了一大堆的皇亲国戚，李家自家的人自然也有很多。说到李唐宗室，大部分扮演的都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中的那个鸡犬，其中记载武德以前事迹的只有三个人，其余的人差不多都是从武德时记录的。估计本来他们之间走亲戚走的并不频繁，但大唐一立国，一下子亲人人数就猛涨了若干倍。李渊倒是很大方，也是为了巩固自己宗室，基本上都封了郡，因此郡王在武德时期很滥。到了贞观时期，李世民自然不用再担心这个，所以除了有功的之外其余的全都降了公。

有三个人比较有意思，就是李孝恭、李神通和李道宗。

李孝恭

李孝恭是李渊的堂侄，武德时为赵郡王，贞观时为河间郡王。大唐开国之初立功最多的，除了李世民，就是他了。如果说李世民一直是在北方对抗劲敌，那么李孝恭则是在清理南方的反王。

实际上李孝恭得以出兵征萧铣，也是自己争取来的，他数次向高祖进言，所以才会让他去。江南由于有李靖在，可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得力助手，再加上李孝恭本人的确有才华，而且当时萧铣的实力也并不太强，因此比较顺利的将江陵拿下。

武德六年，辅公祐谋反。在《全唐文》中，一有道李渊的诏书，《讨辅公祐诏》。诏书中很明确的写着让李世民做江州道行军元帅去征讨，但最后出兵的并不是他，而是赵郡王李孝恭。联系当时的时间，太子与秦王争斗之势已形成，那么不得不令人怀疑，之所以没有让李世民出兵，很可能与此有关。不过当时李世民是正在并州防备突厥。但如果此时班师回朝，也是来的及的，毕竟朝廷正式出兵是在几个月后，应该不会很仓促，何况李世民以进军神速著称。莫非李世民此时有意以此要挟？通鉴中有一句话：十月，”秦王世民犹在并州，己未，诏世民引军还。”一个”犹”字不免令人生疑，犹在并州，意思应该是说他仍然停留在并州，这是有主动性的。到了己未日，诏引军还，下诏令他回来，似乎有强制性。联想到此后李世民颇有失宠的趋势，很可能这次触怒了李渊，从此将他搁置。这么解释可能有点抠字眼，而且如果这句话再细细品味又可以解释出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意思：直到十月李世民仍被留在并州，己未日才下诏让他回来。这样则李世民留在并州是被迫的了。那么两种解释哪个对？个人倾向于第一种解释，因为这样与若干事联系在一起比较符合逻辑，否则李渊刚下诏让他去讨辅公祐，没有理由不让他回来。自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两个解释都不对……

最终征讨辅公祐的人是李孝恭，这应该也与他身在荆州离的比较近有关。辅公祐势力不强打败不难，倒是出征前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当时李孝恭按例进行战前动员，不想杯中酒忽然间一下子变红了–我辈化学已弃置多年，印象中能一下子变红的最简单的也就是碱遇上酚酞，不过李孝恭弄一堆碱和酚酞放到酒里然后一饮而尽，实在不好想象。总之李孝恭很豪气的把酒喝了，说这是辅公祐授首的象征，所以大家也跟着一起豪气冲天。

征讨辅公祐时，得到了杜伏威的义子阚稜相助。说起来，李孝恭可有点对不住这个阚稜。本来阚稜是跟着李孝恭去平叛的，在两军对垒时出了不少力，他喊了一句”汝不识我邪？何敢来战”，就有好多旧部投降了。然而李孝恭在没收反叛人员财产的时候，不但把杜伏威、王雄涎的没收了，而且阚稜的家产也跟着一起被没收–杜王二人家产当然也不该没收，但一个远在长安，一个早已经就义，而阚稜却是正在军中啊，这就是故意的了。家产被没收，阚稜当然不愿意，这放到谁身上也受不了，也难怪他会发火，可最后李孝恭就是因此以谋反罪名杀了他。也许阚稜当时还在等着封赏，没想到等到的却是被杀这样一个下场。说起来真有些让人齿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