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饶宗颐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提出“三重证据法”，增加考古资料一重证据。李学勤先生主张多学科交叉推进古代文明研究。杨向奎说：“民族学材料，更可以补文献、考古之不足，所以古史研究中的三重证代替了过去的双重证。”叶舒宪增补“人类学”作为第三重证据，用以研究中国古代典籍。江林昌认为“三重证据法”指的是“二重证据法”再加史学理论。邢文先生提出“四重证据法”，将国际汉学研究成果作为“第四重证据”。曾宪通主张用“多重证据法”代替“二重证据法”，
综合运用考古实物，出土文献，传世典籍和民族、民俗史材料（异邦的同时、同类资料在内）。参沈建华编：《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版，第67-68页。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0-237页。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邢文：《帛书周易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江林昌：《中国上古文明考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7-38页。曾宪通：《古文字资料的发现与多重证据法的综合运用———兼谈饶宗颐先生的“三重证据法”》，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编，《古文字研究》第26辑，北京：中华书局，
2006年版，第426-429页。

0熊铁基：《再谈汉人改造先秦典籍——方法论问题》，《光明日报》，2009年8月4日。

0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第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25-538页。

0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1930年第7期。

0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第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21页。

0邢文：《〈孟子·万章〉与楚简〈五行〉》，《中国哲学》第20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240页。

0对于这种现象的原因，曹银晶先生并未分析，古人在竹简上用墨点或墨钩断句，到雕版印刷或刊刻石经时，墨钩等符号不再使用，只能增加句中语气副词，于是就出现了“也已矣”连用的状况。参曹银晶：《谈〈论语〉句末语气词“也已矣”早期的面貌》，2009年武汉大学简帛学国际论坛会议论文，第88-91页。

0黄晓峰：《美国芝加哥大学夏含夷先生谈古代文献的不断重写》，《
东方早报》2009年7月24日。夏含夷先生在《〈重写中国古代文献〉结论》中亦有类似表述，参夏含夷：《〈重写中国古代文献〉结论》，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09—514页。

0[美]夏含夷：《古史异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59-360页。

0黄晓峰：《美国芝加哥大学夏含夷先生谈古代文献的不断重写》，《
东方早报》2009年7月24日。

0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

0R.G.Collingwood，An
Autobiograph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19.
pp.97-98。

0刘笑敢、梁涛：《老子、经典诠释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史前沿》，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