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瓷的器型源流与艺术成就

宋代虽然军事接连受挫,但两宋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取得空前成就。宋徽宗在文化艺术的创作上,颇有王者风范,美学品味及修养实有过人之处。徽宗信奉道教,向以清静无为,超脱尘世,一幅世外高人淡泊功利的样子。这种自命清高的处世态度,对政治家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伤,但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却不失为一种大境界,大胸怀。徽宗不独在京师开封自置窑口烧制官瓷,对其他诸如书法、绘画等艺术门类,道教崇尚自然含蓄,任由天造以及淳厚质朴的审美观,也一直是徽宗不懈的追求,并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北宋官瓷烧制伊始,为了把这种美学风格体现在自己烧制的瓷器上,复古仿古,烧造国家神器以别于其他民间窑口瓷器世俗的功用性,是为徽宗最根本的艺术宗旨。这里赘言几句的是,徽宗这一艺术宗旨,绝非笔者自以为是的想当然,有历史事实可为印证,从《宋史》及《宋会要辑稿》等史籍中,均可觅建端倪。据《宋史》载,北宋自宋太祖赵匡胤开国,宋太祖打破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传统作风,以务实的态度从事各项政治和经济改革,其后赵家登基的继任大统者,也多苦心经营,全力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致使北宋仿佛进入了现代,物质和文化蓬勃发展。尤其是1004年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至徽宗大观间百余年,天下承平日久,物华天宝,可谓富庶天下。据有关资料显示,此时欧洲最大的城市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市的规模都不过十余万人而已。而开封居住人口已达一百五十余万人,不仅如此,此时整个宋王朝城市规模超过二十万人口的有六个,十万人以上的城市有四十六个。更令人感叹的是,是时宋代中国的城市就已经有施药局、慈幼局、养济院、漏泽园等福利设施,这是城市高级现代化的特征,而此时的欧洲却还不懂得或不知道这些美好事物,很乱很穷很落后,美洲尚未开发、非洲更原始。毫不夸张地说,若问此时世界与宋代中国差距有多大?其差距可不是什么一点半点,不是一倍而是十几倍乃至几十倍,宋代中国的经济、文化遥遥领先于世界。基于这等社会进步发达的境况,沉溺于诗酒之乐的宋徽宗,英气勃发,深感“功定治成,礼可以兴”,为满足太平盛世对文明礼仪的需求,遂于大观元年(1107)置议礼局,考订礼器的形制,并于大观二年十一月,下诏访求古礼器,敕命编撰《宣和博古图》,以备改造礼器的稽考和实践。《宋史》(卷一六一)记载道:“议礼局:大观元年,诏于尚书省置,以执政兼领。……应凡礼制本末,皆议定取旨”。记述了徽宗要求全面考察和探究礼器的形制及深意,以及由此开始了新修五礼的事业,后直至“政和三年《五礼仪注》成”,徽宗方才“罢局”,结束了“礼制本末,皆议定取旨”的稽考工作。藉此而论,徽宗京师自置官窑,绝非一时心血来潮的个人喜好和个人玩乐,实乃是朝廷追求规范礼器制作的一项大业,庄重和严肃,代表着国家的法度和尊严,否则也无须专门设置新修礼器的机构了。宋人王应麟在其《玉海》卷五十六中也道:“宣和元年(1119)五月二十七日,诏诸州祠祭器,令礼制局绘图颁降,依图制造。”言徽宗礼器,乃依照礼制局所绘图纸制作,称得上有典可依。事实也确实如此,徽宗制作和规范朝廷祭祀所用礼器的志行,在《宋史》、《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铁围山丛谈》等诸多史料和笔记中均不乏记载,其因缘在很大程度上,一如《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记述的那样,缘于徽宗认为当时“荐天地、享宗庙之器”
无一合祭祀标准,才发心要“革千古之陋,以成一代之典”,并祈“垂法后世”,乃至弃汝窑而自置窑口,并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成就了北宋官瓷合乎典范造型的这一制瓷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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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官瓷定制的器型,多仿秦汉乃至夏商周三代古铜器、玉器等名古器造型,且以议礼局资深学者稽考的《五礼仪注》和徽宗敕命编修的《宣和博古图》为蓝本,复古仿古,以烧造合乎典范的国家礼仪神器为根本追求。在这种方针和目标下,礼器的生产自然成为北宋官瓷最典型的造型风格,当然也是徽宗超凡脱俗的智慧和天才禀赋的结果。古铜器和玉器规整大气,棱角挺拔,古朴端庄,其求正不求奇的神韵,经由徽宗匠心独运的艺术实践,完美地还魂在北宋官瓷的艺术创作之上。毫无疑问,气魄宏伟,圆润饱满,线形不张不驰,加之雍容典雅的宫廷风格,使得独具风范的北宋官瓷更彰显出皇室的尊贵和奢华,绝对是一种高贵的艺术气象,这也当然是其它民间窑口的瓷器造型无法比肩的,这是专业与非专业或者说科班与非科班间的区别。至于后来民间窑口的追仿,说实在的,在这个灵长类动物控制的世界,或许什么东西都可以被模仿和造假,但唯独文人的文化气质、文化品位和审美胸襟是无法模仿到位的,这不是人人可学的知识,而是犹如老僧禅悟的智慧,非一般人所能企及,而这世上如徽宗一样的艺术王者,实在是凤毛麟角,故后来其它窑口无论怎么努力地追仿徽宗官瓷的造型,却总是不伦不类,不是多一分便是瘦一线,总也达不到北宋官瓷的大气和俊美,其根就在于此。

明代学者高濂在其《燕闲清赏笺》中言:“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色之下也。纹取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黑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论制如商庚鼎、纯素鼎、葱管空足冲耳乳炉,商贯耳弓壶,大兽面花纹,汉耳环壶,文己壶、祖丁尊,皆法古图式,进呈物也。”先生在评介了官瓷的釉色之后,还特意稽考和记载了官窑典型器型制式,认为官瓷“皆法古图式”,为仿古礼器之宝物,有典可依。也确实如此,北宋官瓷在造型式样上,以古神器为宗,如龙生子,法脉正传,主要传世器型有瓶、尊、鼎、炉、觚、彝、簋等非民间用品的款式,基本属皇室(朝廷)专用的器物。不过,润美如玉的瓷器终究不可能完全等同古铜器和玉器,古铜器和玉器上生动精到的异形神兽、仙草花鸟等文饰图案,也非古朴的青瓷瓷器所能完美地去表达,与其画虎不成反类犬,那就干脆舍弃对这些繁琐的形态和文饰的模仿。徽宗对厚釉几近过分的苛求,或许正是为了解决北宋官瓷不能太过于简陋这一问题,让玉润的瓷釉在烈焰中美妙的歌唱之后,北宋官瓷最后幽深俏丽的自然开片的釉面,沉静典雅,平淡含蓄,终于成为自身天然的装饰,且以干净洗练的线条脉络,更加突出地表现出了北宋官瓷简洁饱满而又圆润流畅的造型之美。在一些器物上,为防止过于呆板,缺少变化,徽宗在最大限度地保持作品完整形态的同时,这个智慧的艺术王者,恰到好处地饰以几道弦纹或装饰以简约大方的兽耳、铺首等,去巧妙地加以点缀,使之北宋官瓷作品在沉稳中又显灵动,且极其艺术地加强了胎体的筋骨,这便让胎体更加坚挺,结实。虽釉质厚重,胎骨也神完气足,撑得起朴拙深沉的重量,经得起火焰长时间的煅烧,以至每件作品,或素面朝天,或筋骨挺拔外露,其随形变化,心物化一,洒脱自如,均达到了朴实典雅、清水芙蓉的艺术境界,深蓄着徽宗倾心自然的朴素哲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徽宗静美高雅的艺术创造下,北宋官瓷以自身单纯简练而又古朴典雅的大气造型,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一代崭新的美学,自其问世,徽宗“重神韵,轻雕饰”,崇尚自然的美学理念和风格,成为典范,并以其非凡的影响力,为天下陶瓷界同仁所高山仰止,也被后世陶瓷艺术家们所广为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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