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史书和地方志—大宋文化中的奇葩

在两宋王朝统治的300余年间,官方和民间编修了大量的史书和地方志,集历代史志之大成,详尽记述了宋代及其以前各代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其数量之巨、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载体和传媒工具,史志书籍使许多纷繁的历史文献得以流传后世,极大地发挥了传承历史的功用,同时对宋代的政治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资治”作用,在客观上又大大丰富了宋代的文化宝库,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要素——史志文化,成为恢弘的大宋文化中一束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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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廷注重文化建设,为史志编纂创造了条件

宋朝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和战乱不休的局面,社会得到了相对安定,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社会经济也得到了较快发展。宋朝统治者接受历史教训,找出了自唐朝以来政权频繁更迭的根源,在从政治军事上铲除分裂割据的条件之后,又确立了“以文治国”、“重文抑武”、“以文化成天下”的基本国策,尊师崇儒,重视人才的培养,认识到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宋廷改革完善教育制度,充实教育教学内容,设置各级教育管理机构。创办了全国的最高学府——太学,以及各级各类官办学校和私塾、书院等,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读书求学蔚成风气,全社会形成了崇尚文化的氛围,这就为宋代文化教育的繁荣和发展打下了基础。改革完善科举取士制度,摆脱了前代贵族门阀和军阀势力的羁绊,放宽取士的限制,扩大考试科目范围,为中小地主阶层甚至寒门子弟入仕进入统治集团开辟了道路,使宋代成为历史上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人才最多的朝代。朝廷在政治思想方面实行较为开放的政策,广开言路,朝野上下形成了一种较为开放的政治局面,从而为文化学术的探讨和新学说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此外,唐代发明的雕版印刷技术在宋代得到完善革新和推广应用,加之纸张生产工艺的改进和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使大量的文字、绘图得以刻印出版,从而为文化的发展及史志书籍的编纂出版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二、无论是前代史还是当代史,大量的史学着述得以编纂

在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宋代的史学家们在继承历代史志编修形式的同时,创立了诸多新的史体,并进行了艰苦的编修创作。正是他们的艰辛努力,才使得宋代史学长篇巨着之多,史学成就之大,包括各种地理志的编修,以及把史学领域扩大至金石学等,都足以凌驾汉唐,睥睨明清。

宋初,宰相薛居正等根据五代各朝实录等,仿《三国志》的体例,编成《五代史》(即《旧五代史》)。宋仁宗时,欧阳修受命重修唐史,编成《新唐书》,内容较《旧唐书》增设了仪卫、选举、兵志等。欧阳修还不满薛居正的《五代史》,效法《南史》、《北史》体例,将五代纪传综合在一起,按时间先后编排,重修了《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宋代编修的前代史还有多种,传世的有王溥的《唐会要》、《五代会要》,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以及路振的《九国志》,陆游的《南唐书》等。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内容起自战国,迄于五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取材详备,考订精确,是经过改进了的编年史体,称《通鉴》体,成为后来编年史的通用体裁。南宋袁枢自出新意,将《通鉴》中的重要事件分门别类,每事详述始终,并列出标题,撰成《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吸收纪传、编年两体之长的新史体──纪事本末体。

南宋李焘用40年时间,编成《续资治通鉴长编》,对众多的官私资料进行考订辨伪,是《通鉴》之后第一部出色的当代编年通史,亦是中国古代卷帙最庞大的个人编修的编年史。杨仲良仿《通鉴纪事本末》,编撰《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彭百川撰《太平治迹统类》三十卷,实际上也是一部长编纪事本末。两书都分类编纂北宋的重要事件,保存了《长编》已佚的部分史料。

  宋朝编修的当代史,还有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编年纪述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金的和战史事,每事取诸家之说,全录原文,保存了丰富的资料;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专记高宗一朝史事,考证精确,条理清晰;王称的《东都事略》,为纪传体北宋史,也保存了不少他书未曾记载的史料;佚名的《宋史全文》,记宋太祖赵匡胤至宋理宗赵昀朝史事;佚名的《两朝纲目备要》记光宗、宁宗二朝之事;宋末元初佚名的《宋季三朝政要》,记理宗、度宗、恭宗三朝之事,虽都比较简略,仍为研究南宋史所必备。

  宋廷重视编修本朝史,设有国史院、实录院等机构,或由宰相兼任“提举”或“监修”,编纂日历、实录、会要、国史等,也常常受到政治斗争的影响而改编。宋代官修史籍记述之详,篇幅之大,居前之汉唐与后之明清各朝之冠。宋孝宗赵昚在位27年,其在位时的编年体官史《日历》,竟有两千卷。现行《宋会要辑稿》,仅为宋代官修《会要》的残本,材料已十分丰富。钱若水的《宋太宗实录》亦有残本20卷传世。

两宋之际郑樵仿《史记》修撰的纪传体通史——《通志》,纪传沿袭自旧史,全书精华是相当“志”的二十略。宋、元之际的马端临,仿唐朝杜佑的《通典》修撰《文献通考》,取材下迄宋宁宗,分二十四考,引文摘取原文,叙述条理分明,尤以宋制为详,为研究宋史所必备。《通考》与《通典》、《通志》,并称“三通”。

  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是宋代史学领域新开辟的园地。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是现存最早研究石刻文字的专书。南宋洪适的《隶释》和《隶续》,为传世最早的集录汉魏石刻文字专书,对有关史事进行了考释。赵明诚的《金石录》,着录金石拓本两千种,并作辨证,有宋代初刻本存世。元祐七年(1092)成书的吕大临《考古图》及《释文》,着录古代铜、玉器二百多件,绘图形、款识,载尺寸、重量等,记出土地及收藏处,开创着录古器物体例,是中国最早而较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后有南宋人继作《续考古图》。北宋王黼《宣和博古图》,着录古铜器达八百多件,亦绘图形等,考证精审,所定古器名多沿用至今。宋代金石学诸书为研究五代以前,尤其是研究商周秦汉史,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三、完善体例,充实内容,地方志着述纷纷涌现

宋朝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在注重国家史书编纂的同时,对地方志编修同样给予了足够重视。就全国来讲,沿袭唐朝州郡三年一修“图经”的制度,规定“凡土地所产,风俗所尚,具古今兴废之因,州为之籍,遇闰岁造图以进”。“图经”是早期地方志的雏形,地图与文字相辅相成,宋代以前编修较多。宋朝在各地图经的基础上,多次汇编“图经”总集,编修全国的总志。

大规模组织编修全国总志主要是在北宋,因为北宋是相对统一的全国性政权。在160多年的时间里,朝廷组织编修的总志主要有:《开宝诸道图经》、《太平寰宇记》、《祥符州县图经》、《元丰九域志》等。现存宋代总志有乐史等编修的《太平寰宇记》200卷,内容较前之图经增设了风俗、人物、土产等门类;王存等编修的《元丰九域志》10卷,分路记载了州县的户口、乡镇、土贡额数等,可供考核史实;欧阳忞编修的《舆地广记》38卷,多注重记载宋以前的史事和人物。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多记山川名胜,所引文献资料,多为他书所未见;祝穆的《方舆胜览》,略于沿革建制,详于名胜、诗赋、序记。这些总志详细记述了全国性的史事及地理、经济概貌,内容丰富,资料价值很高,其体例对后世编撰《一统志》很有影响。

宋代地方志最初沿袭唐代,多是记述地理方面的内容,因而又称地志或地理书。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地方志的内容体例逐步完善,成为记述一定区域内的地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百科全书,亦即“一方之总览”。宋代除全国总志(或称图经、地志)以外,专记州、县、镇的地方志也大量编纂。时至今日,流传下来的州、县、镇志尚有20多种,少则数卷,多至百卷。内容记述,北宋宋敏求《长安志》还比较简略,而南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范成大《吴郡志》、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周应合《景定建康志》、潜说友《咸淳临安志》等,内容丰富,体例完备,标志着地方志编修的重大进步。南宋常棠《澉水志》为澉浦镇镇志,镇志的出现,反映了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情况。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周密《武林旧事》、吴自牧《梦粱录》,分记北宋末期开封和南宋临安的繁华景况,为研究宋代城市生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国都东京开封——史志编纂出版的中心

北宋时期的东京开封,物华天宝,人文荟萃,既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然也是史志编纂出版的中心所在。首先,朝廷的编史修志机构大都设置于东京,主要有:编修国史的国史院、实录院;记载朝廷重大政务、军机事务的时政记房;记载朝廷典章制度的会要所;记载皇帝言行的起居所;记载皇室族谱兼及政事的玉牒所,等等。这些机构,如前所说,组织编修了大量的前代史和当代史,使宋代的史书编修成果远远超越了前代。其次,当时的开封,负责刻印书籍的机构很多,国子监就有专门刻印的机构,刻印书籍的作坊也很普遍,每个作坊都有自己的书写、刻版、印刷工匠,不仅从事专业性的商业出版,同时也兼营各类书籍。充裕的编纂出版条件,使东京开封成为史志编纂出版的中心。

北宋的开封府是天下第一首府,它和所辖30余县均设有地方志机构,负责本辖区的地方志编修。历经160多年,其编修的地方志书为数不少。一是开封府编修的府志,有《开封府图经》两种,二是辖内各县的县志,有《畿内诸县图经》一种。有关陈留郡和国都东京的志书多至12种,可惜均已佚失。由私家学者编修的志书,虽然体例不尽相同,但内容十分丰富,成为官修史书方志的必要补充。这其中,对我们今天研究开封最有价值的方志书籍,首推孟元老撰写的《东京梦华录》。

孟元老长期生活在北宋末年,北宋灭亡东京陷落后随宋室流落江南。他依据自己当年的记忆,写就《东京梦华录》一书。书中内容分十卷,涉及都城、宫廷、河道、衙门、饮食、街巷、市场、民俗、夜市等,详尽地描述了东京开封的城市风貌和人民生活,对我们今天研究北宋开封有着十分重要的资料价值。

(作者系开封市人民政府地方史志办公室调研员、副编审,中国古都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收藏文化开封论坛组委会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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