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的江湖武侠文化

有的是想凭自己的本事,施展才能,博个封妻荫子,为祖宗争气。在当时社会中,“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人们实现自身价值的一条主要途径,是实现阶级跨越步入社会高层的台阶,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人生追求。杨志被高俅赶出殿帅府后,思量道:“王伦劝俺,也见得是。只是洒家清白姓字,不肯将父母遗体来玷污了,指望把一身本事,边庭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不想又吃这一闪。”就梁山多数头领而言,虽然走上梁山的原因不同,但希冀凭自己的真实本领博个封妻荫子的初衷或情结,并未就此清除,哪个也不愿背着“盗贼”的黑锅做人,所以在“梁山文化”这一小传统中,个人之功利关怀的特点极为明显,这就为宋代主流文化对此小传统的整合,留出了一个有机可乘的空间。

梁山义军太多怀抱扶危救困,济世救人的气概和抱负。讲义气,这一带有民间色彩的伦理道德观念,对梁山好汉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义是构成梁山文化初级形态的支撑和精神旨归。“义”既是他们标举的行为准则和理想人格,又是团结他们的精神纽带,判断是非的价值尺度,同时也是造成“群虎同心上梁山”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他们信守的是一个“义”字,所以无须相逼,仅受义气的感召,便主动自愿地从四面八方汇聚拢来,从而形成梁山上这样一个以“义”相聚的带有绿林特色、江湖风格的军事集团。

梁山起义从发生、发展到壮大,经历一个由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由他们所经历的“两大转变”所完成的。林冲在梁山落草后,扯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从“打家劫舍”到“替天行道”,这是昭示他们行动上的自觉。此为第一大转变。梁山事业在晁盖手中,已初具规模。那座地处中央、汇集贤士、显得神秘而又庄严的“聚义厅”,既是议事的中心之一,又是规范群雄思想和行为的带有宗教性质的礼仪之场。“聚义”二字代表着他们的行为指南,反映出这一集团的性质。但宋江上山执政以后,便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厅”,标志着梁山义军思想上的演变与自觉。此为第二大转变。在这两大转变中,行动上的转变,使梁山义军的自觉向伦理化、社会化的方向靠拢;思想上的转变,使梁山义军的自觉向正统化、政治化的方向趋进,以此完成了“义”的意识形态演变,使“梁山文化”最终与传统融合,奠定了“招安”的基础,并为招安之后的行动提供了合理的根据,因而提出了“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的“八字行动方针”。这也是儒家主流意识形态对富于民间气息的“梁山文化”的输入和整合的结果。

四、可贵的武侠精神及其局限性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对侠肝义胆的英雄的赞美和歌颂。他们最有同情心、正义感和斗争精神;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扶弱抑强,除暴安良;他们重然诺,轻死生,为朋友两肋插刀,不惜自己的生命。人们称他们为义侠、侠客、豪侠、武侠。这些游侠、侠客永远活在普通百姓的心中,人们歌颂他们,赞美他们。而武侠有哪些可贵的精神呢?

武侠具有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的义气精神。“义”这个道德范畴有阶层性、群众性和方面性,它分为仁义之义、忠义之义、道义之义、信义之义、义气之义和侠义之义等等。他们遇人危难,宁愿赴汤蹈火,解人之急,解囊相助。义的这一性质及其在游侠身上的显着体现,使之受到了民间的推崇和赞许,成为“政治腐败时期的法外认同”。

武侠具有见义勇为的反抗精神和斗争精神。鲁智深不是“逼上梁山”而是“反上梁山”的。它最突出的特点是舍己为人、义不顾已。本是镇守边疆军官的鲁智深,偶尔听到金氏父母的悲惨遭遇,就毅然放走了他们,又解囊给盘缠送他父女回乡。三拳打死了镇关西,丢了提辖官,还被“画影图形”,到处捉拿。出家当了和尚,又大闹五台山,被遣往东京,还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出了刘太公的女儿,拼杀了瓦罐寺的丘小乙、崔道成。就是在京都所在地,他也不畏权贵,敢于公开和高太尉作对,为了搭救林冲,大闹了野猪林,这不顾自身安危,不向恶势力妥协,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豪侠气慨十分感人。金圣叹说:“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此世上,不曾为人出力。”

武侠具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团结战斗精神。《水浒传》首先抨击的是宋徽宗的用人政策,造成豺狼在朝,龙虎在野,政治腐败,国家衰亡。歌颂了“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同时歌颂了梁山集团领导者能够团结战斗的团队精神。在梁山泊,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他们十分重视义气和情同手足的兄弟情谊,把交友看作人生的重要追求和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如宋江与武松,林冲与鲁智深都是由于彼此仰慕而结拜为兄弟。一人有难,舍生救助,表现了他们那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崇高义气和舍己为人,同心同德,团结战斗的高贵品质。他们主张经济上平均,政治上平等,个性上的自由,用人上人尽其才,组织上团结。可以说,《水浒传》就是一部表现乌托邦社会理想的着作,梁山泊是人类乌托邦理想的一次伟大实践或“理想实验”,形象生动地描绘出一幅“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共同斗争”的美好蓝图。

武侠精神虽具有种种可贵的精神,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韩非子·互蠹》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乱禁。”为游侠立传的司马迁,既称赞游侠的可贵精神,但也认为游侠“不轨于正义”。从根本上说,以拔刀相助形式出现的侠行义举,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想象。它以个人的力量处理人世间的不公平,以一种暴力还击另一种暴力,而还击的具体操作又缺乏一定的规范制约,在还击的限度上也没有权威性的衡量标准。因而,打抱不平常常难以最终解决问题,有时候反而使问题像个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且有些梁山人既缺乏理智的人性,更缺乏仁爱之心,而是残酷无情地滥杀无辜的人。如开黑店的孙二娘和张青,为了劫财,卖人肉包子,杀人不眨眼。吴用指挥的攻打大名府,城被攻破之后,他对部下乱烧乱杀不加约束。许多无辜的百姓蒙受了重大的伤害,被害者将近一半。这种“不规于正义”的思想和行为,都是极不可取的。所以,我们研究大宋武侠文化,既要看到他的可贵之处,精华之处,还要看到它的局限性及其危害性。

(作者闵锋,单位:中国翰园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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