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大的官也不能忘记学习

多大的官也不能忘记学习

中国古代历史上,尽管有很多途径可以取得官位,但是,在国家稳定、世道承平之时,对官员是有一定文化素养要求的。所以,在特定时期,有些英明的帝王会加强对在职官员的相关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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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书宰相与倡导学文化皇帝

  宋人孔平仲的《续世说》记载,后晋(936-947)时期有个叫冯玉的人,他的姐姐是皇后,借了这层裙带关系,尽管他识字不多,却不妨碍其步步高升。当皇帝让他撰写重要文件时,他就请别的同僚代笔,就这样他竟然官至宰相。史料上说,冯宰相官至一品,但是“不知书”,至于“不知书”到什么程度,没有具体说明。有一个例子说,有一次冯宰相看公文,看到“姑息”二字时,一时卡壳,就“请教”别人,别人告诉他这俩字是“辜负”,冯宰相就真的认作是“辜负”,这件事传开来,成为官场笑谈,被称为“不知书宰相”。可见,即使在一千多年前、时局动荡的后晋当官,“不知书”也是件耻辱事。

  历史上的苻坚(338-385,十六国时期前秦皇帝,曾一度统治北方),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淝水之战”中的败军最高统帅,然而,综合史料来看,他不仅是十六国时期前秦(350-394)的一代尚武帝王,而且还非常注重儒教治国。《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记载,公元372年,前秦皇帝苻坚下诏书:“关东之民学通一经、才成一艺者,在所以礼送之。”意思是,老百姓中只要有精通一种经史书籍或者一项特别技艺的,所在地方政府必须高规格地把他们送到京城去,由中央选拔授予相应官职。同时,前秦政府还明确规定一定级别的官员(岁禄百石以上者),如果“学不通一经,才不成一艺”的话,立即罢免其官职。如此看来,1600多年前的苻坚为了增强国力、整顿吏治,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就已经着力打造“学习型政府”了。

  公元375年,苻坚再次下诏书:一是要求太子以及高级官员的后代必须“就学受业”;二是皇帝身边的警卫部队军官也必须学习文化知识等等。具体实施办法是每20名官员配备一个讲解经书的老师,“教读音句”。可见,苻坚倡导学文化,是真心要提高官员的整体素质,他在位前期还推行一系列政策与民休息,加强生产,前秦凭借实力很快统一了当时的北方大地,并攻占了东晋领有的蜀地,与东晋形成南北对峙局面。

  是改革的需要,执政的需要

  公元471年即位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467-499)对于汉文化极其羡慕,他亲政后,排除阻力,大刀阔斧地在北魏进行了很多改革,史称“孝文帝改革”,其文化改革措施之一就是严令鲜卑族官僚改说汉话。《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记载,公元495年,拓跋宏要求全体北魏官员必须说汉语,30岁以上的官员,因为“习性已久”,可以慢慢学习汉语,不限时间,但是,30岁以下的官员,必须立即学会汉语,如果有人胆敢不学汉话,还故意说鲜卑话,就降职处分。后来,为了进一步督促北魏的广大领导干部学习汉话,北魏朝廷接连下发诏书:“不得在朝廷之上说北方鲜卑话,违反者,立即撤职!”这一来,官员们不得不强化汉语学习,在北魏形成了学汉话的高潮——不会说汉话,不能在朝廷当官啊。

  明人余继登在《典故纪闻》中记载,明朝洪武初年,因为功臣以武将居多,当年在战场上冲锋陷阵,都是个顶个的好汉,但是建国后,一切逐步走上正轨,更需要的是遵守法度的文治,换句话说,不能再像以前“草台班子”那会儿随意散漫了,凡事都要守纪律、讲规矩、有章法,于是,当年打打杀杀、行伍出身的武将们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于是,有个叫袁凯的御史就进言:现在大明朝的天下已经奠定,以前立有功勋的军队将帅现在很多居住在京城里,他们以前出身行伍,对于和平时期的君臣关系之理,以及君臣上下的规矩,还不太熟悉,时间长了,怕会出现不协调不妥帖之处。我请求聘请一些精通经书典故的有学问之士,于将领们每月初一、十五早朝后,在都督衙门为这些武将们开讲经史课程,希望经过一番教导,自然而然地,使武将们怀有忠君爱国之心,同时,他们自己全身保家之道也形成了。才登上皇位的朱元璋“深以为然”,

  觉得非常有道理,下令聘请有学问的儒士在午门外“开课堂”,“与诸将说书”,相当于开了个高级将领文化礼仪培训班。

  历史上的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偃武修文,十分提倡儒学,经常鼓励开国功臣们接近儒生,学习“事君有道、持身有礼”的文化知识,学习“保全功名”的历史知识,达到“常以此为鉴戒,择其善者而从之,则可与古之贤将并矣”的效果。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自朱元璋开始的有明一代,借助官方力量把封建文化推向了历史顶峰。

作者:李晓巧
来源:《文史博览·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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