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走回大马路，我突然想到，在这个巷子里我找着了想像的中国。年少的时候，靠着一些不明确的讯息，我对两个国家产生了奇想。其中的一个是美国。透过黄昏所听到的西洋音乐以及假日所看到的美国电影，我想像在那里会看到橘黄色的云朵飘在天空上，灰蓝色的海水躺在淡淡的雾霭里，摩天大楼的背后闪着此起彼落的小亮点。与美国印象同样深刻的则是中国，那个一直被课本宣扬为我的祖国。有好长一阵子，我却相信自己永远也没机会看到她，或者即使看到了，也见不着原来的模样。我的中国是在週六下午写国文作业时成形的。那时我才从学校回来，穿过我家附近的小巷子，闻到刚起出的蟹壳黄所发出的香味。我内心里的中国便成了一条接着一条狭窄的巷子，里面永远冒着浓浓的白烟，飘着让人感到飢肠辘辘的食物香味。对于美国的印象，我去了以后才晓得，那只是我心中的影像。对于中国，我不需要任何挣扎就相信，那根本是我的幻想。奇妙的是，我在西安却找着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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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会议结束了。我曾经参加很多这样的会议，没有一个我特别喜欢。我总是坐在周遭都是陌生人的会场，演讲者与听讲者往往初次使用英语沟通，或者是长期的失败者。我坐在那里，鼻子里吸着地毯上所发出微微的霉味，喉咙里灌进冰凉的白开水。我研究着人们的镜框，暗自惊讶它们在我不熟悉的脸上制造出那么奇特的效果。西安的会场带给我的却是另一种不自在。恐慌的演讲者，打上萤幕的第一张投影片就引起底下轻微的嘆息。两个听众在自行讲话，讲话的声音越来越大，终于被前头的人制止。不，并不是这些问题。问题在于，会场上泰半是中国人，他们却化装成那些一向困扰我的外国人，脸上挂着冰冷的表情，走过身边时毫不理会你以及他自己的存在。

这样的困扰直到我的报告结束后才告终止。一个学生模样的人走近我，那时议程已经结束了。他没有做任何佯装就用普通话跟我交谈，话里头有明显的口音。后来我问他是哪省来的。湖南吗？我猜对了。我们谈了一会儿。旁边还有另一个人在耐心等待。我的脸刚转过去，他立即插上了话。我建议我们步入大厅，去喝一杯会场准备的咖啡。除了我以外，其他人对咖啡的兴致都不高。我在那里碰到一位上海来的教授。我向他抱怨这个酒店的房钱太高。他说国内来的人都不住这儿，还告诉我在中国连房钱都可以还价。我们从酒店的房钱谈到商品的价钱。讲话的气氛越来越好。我不得不请求告退，我还要跟亲戚见面。大家呈现出谅解的表情。回酒店的路上，我没有看到什么有趣的事，也许我的心还驻留在之前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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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亲戚了，他们是我的表舅和表舅妈。去机场接我们的则是我的表弟，他们的儿子。对于去看长辈的亲戚，我有种奇怪的感觉。以前住在乡下时，我几乎见不着任何亲人。后来搬到台北去，我突然有了亲戚，还有爸妈在大陆上结识的朋友。有一阵子，我分不清这些人是真正的亲戚还是爸妈的旧识，反正我一年只见到他们一次，就像一年只看得到一次外国来的马戏团。

我去看他们的时候多半是旧历年。那时候，天已经冷了。我跟着爸妈坐公车从台北的一头往另一头去，两头都是荒凉的郊外。下了公车，我们在孤伶伶的站牌旁打量一会儿，不确定还有公车可以搭，毕竟那时是旧历年，我们便改坐三轮。三轮车上更冷，在上面看到的郊外更荒凉。我们去探望的人家座落在坡地上，那里挤满了眷村房子。你站在那儿，看得到远远的高楼，看得到这城市的变化。坡地上的房子却好像可以躲在那儿，永远都不需要改变。这就是我所记得的，永远是那寒冷的旧历年、荒凉的郊外、变化中的台北。

这也是我对当时台北的印象。不管你走到哪里，郊外的景象总迫不亟待展现在眼前，柏油路也很快变成了泥泞路。你每去一个地方，看到那里正在修路，估计下次去会方便得多。下次去，朋友已搬到另一个地方，另一个让你觉得不便的地方。这也许是为什么那时的人都往国外跑，跑向那些已成形的地方。我自己无意中也在这么做，直到我住进发展得饱和的城市，体会到那儿也有自己的问题，而且可能更严重、更无可救药。

我回到台湾以后，台北改变了，荒凉的郊外已不再处处可见。有一天，我突然想看看离别前曾造访的一家航空公司，那时还座落在城市边缘。不晓得为什么，我渴望再度看看那地方的模样，或许我只是想重新感受那即将远离家乡的情绪。航空公司依旧在那里，却像两旁的公司一样，挤在交通繁忙的大街里。旧历年的时候，我不再去拜访这些长辈们。以前爸妈带我去见他们，可能是藉着晚辈拉近他们在异乡的距离，增强他们在感情上的相互依存。现在这些小孩都大了，拥有可以不见人的权力，因此谁也别想见得着谁。我只有在丧礼上才会见到某些长辈。他们看到我，露出许久没有见面的那种欣喜。我却打了个照面便匆匆离去，因为我要赶着回去工作，妈妈总这么为我解释，他们也做出十分理解的模样。我开始明白，那些我过去以为年纪很大的人，那时其实正值壮年。只有壮年人才有足够的体力与傻劲要求世界依循他们期望的方式运转，因此才那么让小孩生畏。

现在我在西安见到了从未谋面的亲戚，我的爸妈倒见过他们几次。他们已经退休了，住在剧烈变化的城市里。变化的痕迹十分显着。两条宽敞的马路在附近划出一个大型的十字路口。马路旁站立着一个硕大的体育馆和一栋雄伟的图书馆。据说蒙古独立以后，西安取代了兰州成为中国的地理中心。这个与失土连结的事实可能不好用言语表达，只能用高大的建筑显示，让人想像每天早晨与黄昏，当太阳斜斜照射的时候，建筑物的投影会长长地拉到这个国家的边界去。

以前我每去一个亲戚家，就得忍受他们把电冰箱打开来，把新买的电锅端出来。表舅与表舅妈也有这个冲动。然而他们在做这些事之前会提醒我，他们的退休金可不如我爸爸那么多。他们还告诉我，这里的一块钱可以买四个馒头。这时候，我却透漏了自己并不知我爸有多少退休金。事实上，我报了一个自以为的数字，表舅却反过来纠正我。后来，他们要我走进厨房里，看看对面那大得吓人的体育馆，又要我从卧室的窗子看一条正在修筑的高架道路。

我们在表舅家吃市场上买来的大匣蟹。我的表妹夫，自恃採买有功，被问及调味酱里该放什么作料，开始向大家抱怨他在家里可一点发言权都没。这样的撒娇当然得不着同情，还被表舅妈抢白了一顿，要他弄清楚自己在什么人家说出这等话。你大概已经注意到，我所有的亲戚都是表字辈或舅字辈，都是我妈妈那边的亲人，也都是湖南来的，现在散佈在世界各地。大家都说湖南人的意志力最强，这倒不劳别人来告诉我。我妈只要打定主意，永远都可以让我就范。我就接口说，我和表妹夫都是湖南人的受害者。我是上半辈子的受害者，他则是下半辈子的受害者。

话题便这么拉到我妈身上。表舅妈说，她记得去年在长江三峡的船上，每早一定会看到我妈沿着船缘步行个上十圈。表舅妈又说，倒是我爸爸，外表很有威严，其实是个好好先生，跟老北京人一个样。表舅妈自己也是北京人，容易对我爸产生好感。我的表妹笑着说，他们上华山的那一年，两个老人都发现自己有惧高症。我妈一手牵着我的表舅，一面吩咐我爸紧跟在她身后。最后一段山路特别惊险，两位老人说什么都不肯上了，只有我妈还跟着人继续走。这话无形中把表舅和我爸的距离拉近了。表舅对我说，我爸都九十多了，身体还那么硬朗。我说，大概是他年轻时行军得多吧。表舅又笑着说，我妈曾经提醒他，要他少提共产党的事。当年为了追共军，我爸可走了不少路。表舅又说，我爸跟他讲，要是那时他们那边有决心，早就把共产党给灭了。这样的说法我也听爸爸讲过。他说，派系军人考虑的都是如何保存自己实力。共产党来了，就虚放几枪，让他们过去。这些话我只听在心里，从不去考虑它们的真假。没有办法被事实否定的讲法便永远享有不可被否定的生存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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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前，我们趁着天气好出去散步。表舅家旁边有个非常大的广场。走在那里，你一边看到的是把自己团团围住的体育馆，另一边则是一栋栋大楼，纷纷向上窜出，好像踮了脚尖要窥视体育馆内部动静。绕过一个弯，你可以看到一条大马路，上面的好几排法国梧桐被九十度的观察角度压缩成一片紧密的树林。街角有一个体育用品店，街对面则有一些其他的店，躲藏在繁忙的树干与树叶后面。这景象会让你想起印象派的画，莫内或者雷诺瓦的。

我们坐在广场边的阳伞下。气温正慢慢降低，阳光也转成橘黄色。这时如果有一杯咖啡在手，正可以把体内剩余的能量烧光。然而这里不是巴黎，这里是西安。不一会儿，有个卖山楂葫芦的中年人骑了脚踏车过来。我们向他买了几支。我吃着葫芦，一面打量附近坐着的两个少年人。对这里的人，我并不熟悉，无法从外表判断他们的年龄与身份，也无从想像他们在谈些什么。阳光映在其中一个少年的脸上，更彰显他脸上愉快的神情。然而他们在谈些什么呢？我很想知道，我只能从自己的经验来推测。

我记得初中时曾经跟几个要好的朋友相约去逛商展。那时候，做这种事只能跟要好的朋友去，你在假日的行踪才不会洩漏，放荡的行为也不会被老师当成罪状处理。逛商展可真受罪。几小时下来，我们既找不着地方坐，也买不到像样的东西。商展里的东西不是贵得买不起，就是压根儿用不着。最后，我看上一支压克力做的小刀。小姐说，这可以用来拆信封。为什么要拿看似匕首的东西拆信？小姐回答，外国人都这么做。她还笑着示范给我看。我付了钱，满面通红地离开她。我对她挺有好感，却知道根本接近不得。她已经不用上学了，我仍然在那里苦哈哈地读书、准备考试，而且连裁纸刀长得像甚么样都不知道。

这就是我的少年经验，听起来挺无聊的，现在我连想都不愿意再去回想那段日子。那么，坐在我斜对面的少年人在谈些甚么？两个人坐得离我这么近，我却无从得知他们在讲些甚么，这可是挺磨人的事。也许他们在谈自己的前景。年轻人在一起除了谈前途还能谈甚么？恰巧我的表弟也谈起他的前景。表弟已经在国营单位担任管理的职位，对自己的前景却不如我所想像的那么乐观。表弟说，他想去国外读书。这想法说出来便吓了我一跳。表弟继续说，美国或英国的学费贵得吓人，纽西兰的学费倒合理，他想去那儿唸四年书。

我突然理解到，在这个一块钱可以买四个馒头的地方，你唯一感到缺憾的是不能出国去，去那些必须花数十倍钱才能买一个馒头的国家。你如果想出去，立即面临的问题是机票钱，那可是依照其他国家的馒头钱换算的。这正是我年轻时面临的困境。那时我很容易把情况看得比实际悲观，很容易相信自己已经跟世界脱节甚远，而且不可能在此生中看到转机。这样的困境让我不乐意跟别人谈自己的前景。有什么值得谈的？大家面临的不都是同个问题？

离开台湾的那一年，我并没有向自己的朋友辞行。将走的那个月，有两个小学同学来家里找我。他们邀我一起去城里玩。那时台北的景气正在攀升，处处都有度夜生活的消费场所。我随着朋友搭乘一个狭小而拥挤的电梯上了八楼，那里有个宽敞的西餐厅，里面坐满了年轻人。嘈杂的声音充塞在密闭的大厅里，我们必须拉高嗓门才能让彼此听到。我说我要出国了，他们听了并没有显出吃惊的表情，也许嘈杂声阻止了彼此表情的传达，也许他们已经从别处听到这个消息。我透过自己的宣示却突然明白，我真的要离开这里了，离开这个充满了嘈杂和拥塞的城市。分手时，我要求跟朋友平分花费，他们却婉拒了我。虽然并没有人明说，那次见面就算是他们为我送行了。也许那时我们都还不明白离别的意义，后来我们也没有再见到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