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关于战争的论述不像欧洲军事文献那么辉煌，它也不推崇个人英雄主义。他的论述甚至带有悲剧气质，如《孙子兵法》开篇的警言：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对孙子而言，胜利不简单是战场上军队的凯旋，而是军事手段企图扞卫的政治目标的最终实现。降低敌军的斗志或将他逼入无可逃脱的劣势境地比与敌人真刀真枪地在战场上相见是为上策。因为战争是复杂而绝望的事业，知己知彼是关键。战略较量可以演变为一场心理意志竞赛：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在理想情况下，主帅取得了主导优势就可以彻底避免了战争。在另一种情况下，他会在作足形势分析和后勤、外交和心理准备后给敌人以致命一击。所以，孙子说：

　　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因为战略上攻击敌人和他的同盟有心理感觉要素，所以孙子非常强调诡计和欺诈，他说：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

　　对于遵循孙子箴言的主帅来说，用诡计欺诈得来的胜利比战场上用兵要更人性化（当然也更经济）。《孙子兵法》建议主帅引诱他的对手帮助自己完成目标或将他逼入一个不可能获胜的位置使他不得不选择率全军（甚至全国）投降以自保。

　　孙子最重要的见识也许就是在军事或战略较量中，所有事情都是相互关联的：天气、地形、外交，无间道、后勤供给，力量平衡、历史认识、惊吓和斗志。每个因素都影响着其它，引发相对优势和动量的莫测变化。战争没有孤立事件。

　　因此，一个战略家主要不是去分析一个单独的事态而是确定它发生的因果关系。没有任何一个形势是静止的，任何一个状态模样都是临时的，同时也是演变的。战略家必须掌握它变化的趋势并利用它为自己服务。孙子用“势”来概括它的意思，西方没有相对等的概念。在军事意义上，“势”代表了一个正在展开的形势的战略趋势和它的“势能”。

　　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孙子兵法》的这些话就是教人因势而动，因势利导，方能取胜。

　　对孙子而言，一个战略家把握“势”就如水往山下流，自动地发现最快捷容易的路径。一个称职的主帅会等待时机率兵出战。他首先避开敌人的锋芒；他肯花时间观察战场上的战略形势变化以谋求利用。他研究敌人的斗志和物资准备，调集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并玩弄敌军的心理弱点—直到最后他察觉机会到来才向敌人的软肋给予致命一击。那时，他快速调动所有资源，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沿着最小阻力的进军路线突然出击，一举成功。《孙子兵法》讲的是心理和政治上的优胜而不是恐怖主义袭击。

　　总的来说，中国的政治学也倾向于把总的战略形势看作整体的一部分：好和坏、近和远、强和弱、过去和未来都是互相关联的。西方把历史看作一个通往现代化的进程，其间人类在一次次与邪恶和倒退力量的战斗中大获全胜。与之相反，中国人的历史观则强调一个衰落与复兴的循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可以认识自然和世界，但不能完全控制它。（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译者注）。人们能够把握的就是尽最大努力与河蟹共舞。因此，战略和政治仅是与对手“斗争共存”的手段。目的是把对手运作到弱势地位同时加强自己的势，或战略地位。

　　==孔子学说==

　　几乎所有的帝国都是靠暴力建立起来的，但没有一个是靠暴力维持下去的。持久的统治需要将暴力转化为自觉行为。非如此，则统治者的能量将消耗在无休止的压制中而无暇计划未来。这正是国家政治的终极课题。如果压制给共识让路，帝国则享运持久。

　　中国亦不例外。统一一个王朝，周期性地推翻和重建，有时是很残酷的。中国历史上不少见残忍的叛乱者和集权王朝统治者。然而中国在东方屹立几千年不倒与其说是归功于帝王的强权统治毋宁说是主要归功于蕴藏于民间的社会价值和学者官员的治理。

　　中国文化至少令人称奇的一面是她的价值观是非宗教的（世俗的）。当印度信奉佛教，犹太人宣称有神论，以及其后的基督教和穆斯林教，都预言一种死后灵魂再生的召唤，中国却没有产生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中国没有关于宇宙创造的神话（译者注：女娲被认为是创造中国人的女神，她也只是补天，那时天地已经有了，与黄帝的传说何其相似），他们的宇宙是由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她的价值也是中国人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