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研究外国文字和蓝图，并与外国专家交谈，以提高中国的能力，中国的年轻人需要接受外语培训（之前，这样的提议必被驳回，认为是不必要的，因为所有的外国人大概立志成为中国人）。李认为，中国应该在大城市开设学堂—包括首都，它为防止外国势力渗入战斗了这么久—以教授外语和工程技术。李把这一项目当作一个挑战：“中国人的智慧和智力不如西方人吗？如果我们真正掌握西方语言，在互教互学，然后他们所有的轮船和火器的巧妙技术就可以逐步完全掌握。”

　　恭王府用类似的语气在1866年提出建议，敦促皇帝支持学习西方的科技创新：

　　我所愿着，乃遣学子习西洋之技，凡数学计算、物理调查、天文观测，引擎组装，河道工程等科目……尽通其妙，如此倘非如此，方保我大清帝国力量恒稳增长。中国需对外开放—以前番蛮夷藩属之国为师—先固朝廷内制，而后光复我帝国之强盛。

　　这就是中国所谓的“洋务运动”，它本来是一个雄伟的任务，如果中国朝廷在背后支持恭亲王的外交政策概念和李鸿章执行计划。事实上，一个巨大的鸿沟将这些更向外看的官员与狭隘的传统派隔开。后者坚持古典看法，认为中国没有向外国人可学的东西，正如孔子时代的古代哲学家孟子所说：“吾闻有蛮夷习王土之法者，而未闻有习蛮夷者。”

　　同样，一位著名的儒家学院翰林院大学士翁同禾抨击恭王在中国学校聘请外籍教师的计划：

　　帝国之基乃重礼义、轻权谋。此植根于人心，而非技巧也。目今，何以弄雕虫小技而尊蛮夷为师乎……帝国幅员辽阔，人才丰富。如必究天文数理，岂非国人当有者乎。

　　中国自给自足的信念代表了几千年的经验总结。然而，它没有回答中国如何面对眼前的危险，特别是如何赶上西方技术。许多中国最高级别的官员似乎仍然认为中国外交问题的解决在于处死或流放其谈判官。当北京挑战列强时，李鸿章曾被三次耻辱地剥夺官衔，但每次他又被召回，因为他的对手发现没有更好的选择，若不依靠他的外交技巧解决他们所产生的危机。

　　被弱国的冲动和帝国的普世宣称所折磨，中国的改革吞吞吐吐地进行。最后一场宫廷政变（戊戌变法）迫使有改革倾向的皇帝退位，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返回并占主导地位。在缺乏基本内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情况下，中国的外交官，实际上，被要求控制对中国领土完整的损害和其主权的进一步侵蚀，而不给提供任何手段来改变中国的基本弱点。他们要争取时间但不知用争取到的时间干啥。挑战比任何时候更令人着急，在东北亚地区的权力平衡游戏中一个新的角色正在崛起—一个快速工业化的日本。

　　日本的挑战

　　与大多数中国的邻国不同，日本几百年来抵制被纳入中华中心的世界秩序中。坐落于亚洲大陆外一百多英里的群岛上，由于长期隔绝，日本培植了自己的传统和独特文化。拥有几乎纯种的民族和语言，以及强调日本人以神为祖先的官方意识形态，日本孕育出对其独特身份的几乎宗教式的承诺（基辛格忽略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唐朝对日本的影响，译者）。

　　在日本社会和自身世界秩序的巅峰站立着日本天皇，这一人物，像中国的天子，被设想为是一个人神之间的身份。从字面上看，日本的传统政治哲学假定，日本天皇帝是太阳女神的后裔，她生下第一个天皇并赋予他的后裔永恒的统治权。因此，日本像中国一样把自己看作远非普通国家。“天皇”头衔本身—由日本派到中国朝廷的外交使团执意展示—是对中国世界秩序的直接挑战。在中国的宇宙观里，人类只有一个皇帝，他的王位在中国。

　　如果说中国的排外主义代表了一个普世帝国的声明，日本的排外则源自一个岛国从邻居借贷累累但害怕被它支配的不安全感。中国的独特感断言，中国是一个真正的文明，并邀请蛮夷到中央王国“来进行改造。”而日本的态度，假定了日本独特种族文化的纯洁性，它甚至对其神圣祖先眷属以外出生的人拒绝扩延和解释其好处。

　　有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几乎撤消了全部外交，仿佛与外界甚至间歇性的接触都会损害日本的独特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日本也参加国际秩序，这样做是在琉球群岛（现代冲绳岛及周边岛屿）和对朝鲜半岛的各朝王国建立朝贡制度。具有一定讽刺意味的是，日本领导人借用最中国化的机构作为自己独立于中国的主张手段。

　　其他亚洲各国人民接受了中国的朝贡礼仪制度，将他们的贸易贴上“贡品”标签，以获得进入中国市场的许可。日本拒绝与中国假借进贡进行贸易。它坚持至少与中国平等，如果不是优越的话。尽管中国和日本之间贸易有着自然关系，十七世纪两国贸易的讨论陷入僵局，因为任何一方都不愿履行对方假装世界中心所要求的礼仪程序。

　　如果中国的势力圈相应于帝国和沿其漫长边界的周边部落的力量对比而盈亏，日本领导人的安全困境设想和选择往往有着天壤之别。持有一个像中国朝廷一样突出的优势意识，但感觉自己更短小精悍，日本政治家以警惕眼光觊觎西方大陆—那里由中国历朝历代主宰并有时扩张到日本的最紧密邻居朝鲜—往往看到一个现实存在的挑战。因此，日本的外交政策，在看到时机时，以惊人之势，从对亚洲大陆冷漠变换到面向取代中华中心而征服的大胆尝试。

　　日本和中国一样，在十九世纪中期也遇到过挥舞着陌生技术的西方船舶和压倒性的力量—1853年美国马修.佩里的“黑船”登陆日本。但日本面临挑战得出的结论与中国相反：它敞开大门迎接外国技术并对其机构进行大修整，试图复制西方强国的崛起。（在日本，这一结论容易被接受，或许是因为外国思想没有跟鸦片成瘾问题一起涌入这一事实，日本侥幸避免了。）在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颁行诏书，宣称“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志在向海外扩张。

　　日本的明治维新和渴望掌握西方技术为惊人的经济进步打开大门。随着日本发展现代经济和强大军事机器，它开始坚持要获得与西方列强同等的特权。其执政精英得到结论，用岛津齐彬—一个19世纪的藩主和技术现代化的先行倡导者—的话说，“如果我们采取主动，我们可以主宰；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将被主宰。”

　　早在1863年，李鸿章就得出结论，日本将成为中国的主要安全威胁。即使在明治维新之前，李曾写过日本应对西方的挑战。1874年，日本借台湾部落者与琉球群岛的遇船难船员争执事故而兴师问罪，他写道：

　　日倭力量日益增长，其野心不小。因而耀武于东土，鄙视中国，并动则入侵台湾。欧洲列国虽勐，然彼距我七万余里之遥，而日本只在庭院门阈之近，乃窥视我空虚。无疑，（日倭）将成为中国永久大患也。

　　看着西面巨树日益空心的世界霸主地位，日本已开始设想取代中国作为亚洲的主要力量。这些相互竞争的要求之间的斗争在一个相邻国家碰到大国野心的交集，这个国家是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