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宦官之祸的影响

明朝宦官祸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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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自成祖至熹宗200多年间,除孝宗、世宗两朝外,都是宦官专权的日子,宦官把持之司礼监,有批决奏章之权,加以皇帝之支持信任,成为政治中心,阁臣无论贤与不肖,若要安于其位,就必须与宦官联结,若要倾轧敌党,更不能不依附宦官以增声势,宦官于是成为真正之领袖,对政治影响极大。

政治方面,首先是强化了君主专制。明代推行「特务政治」,以宦官掌理厂卫,作为皇室耳目,可以不经国家司法机关,秘密逮捕和杀戮朝臣,使厂卫成为宦官对付异己的机构。在厂卫严密控制下,朝臣对皇帝唯命是从,而明代罢废宰相,君权高涨,成了君主专制的政体。

其次是加剧了党争。明代内阁其初虽受制于宦官,但当时一般士大夫,尤其是言官,多以敢言为荣,对宦官权臣常作激烈的攻击,加以士大夫崇尚理学,注重气节,因此敢于不惜生命,与恶势力对抗,而士大夫之间又互争意气,而致演成朋党的倾轧。至武宗以后,政事日益败坏,党争也愈趋激烈,其时政权全操于宦官,士大夫中之无耻者,益谄附宦官,藉宦官势力以排除异己。宦官因得朝臣的攀附,气势更盛,为虐更兇,名节之士乃起与之激烈相抗,使党争加剧,明末的东林党与非东林党就是在这情况下激化而成。

此外,宦官的专权亦败坏朝政。宦官掌握了朝政大权,并利用厂卫等特务机构横行无道,残害忠良,导帝荒戏,苛征杂赋,造成政治黑暗,朝政混乱。

学术文化方面,由于魏忠贤与非东林党人为打击东林党,竟下令废毁天下书院,严重打击文教的发展。又因官员为巴结魏忠贤,竟以魏氏配孔子,为魏忠贤建生祠,于是天下的书院,竟变成了供奉魏忠贤的淫祠,而且先师之神位,亦改以宦官为偶像,实对中国文化极大的耻辱。

至于经济方面,明代宦官大都是贪污舞弊,搜刮达到腰缠万贯。王振当政期间,官员要缴纳百金,才可求见,若付千金,始得饱醉而归。王振被抄家时,搜得金银60多万贯,其他珍物无数,可说是宦官聚歛的先例。刘瑾专政期间,官员入见,例索千金,京官外调归来,例有重贿,如布政使就须缴纳2万金。刘瑾掌权7年,籍没时,搜出黄金250万两,银5,000多万两,其他珍玩无数,贪污程度比王振更甚。宦官专政,带动贪污风气,朝臣为应付苛索,惟有加重对人民的搜刮,间接激起晚明民变。

而在司法方面,宦官自成祖时期开始受命掌管厂卫,成为帝王的私人法庭,其权力可谓至高无上。宦官逐渐利用此特权擅自逮捕朝臣,甚至在未审判之前便行刑虐杀,假公济私,滥害无辜。武宗时,刘瑾专政,有人写匿名信参劾他,他竟矫旨命百官跪于奉天门下,直至何钺、周臣等渴死。当时,根本没有是非公正,可见明朝法制是如斯的败坏。

最后在军事方面,由于明代宦官兼领军权,参预军机,不少祸患便由此而起,例如英宗时期,王振剋扣马价,激起瓦剌入侵,王氏竟劝英宗亲征,酿成土土之变。此外,明廷又常以宦官监军,监军的宦官既可诽谤将帅,亦可为将帅饰过,全视乎将帅对他们的奉承程度,例如晚明经略辽东的熊廷弼、袁崇焕,便因不从宦官而被贬杀。有时候宦官甚至直接利用征战索取私利,例如晚明时期,以宦官监军,征讨流寇,可是宦官却对他们围而不剿,逼使流寇重贿归降。最后,当李自成攻抵京师,曹化淳更开城门投降,直接促成明亡,可见宦官干预军政,对明代国运的影响。

总之,明代宦官专权对政治之重大影响是导致朝纲失纪,破坏边防,使明国运迅速转危,其罪恶滔滔,史不绝书。较之唐代宦祸,除废立君主及控制内廷稍有不及外,其他如伸张权势、残害忠良、影响国事、收受货赂、掠夺民田、垄断盐利、苛征杂赋等,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若非宦官为祸,明代国祚必不致如此短促,这是可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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