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经济方面，商鞅建立了土地私有制，鼓励人民从事农耕及开垦土田，因此除增加农作物生产之外，更增加了垦地的面积，人民生活大大改进，更成为农战的一大主要因素，影响军事之强大。此外，度量衡的制度确立，解决了贸易上的纷争，助长秦经济发展。李斯在《谏逐客书》盛称：「民以殷盛」，司马迁誉为「山无盗贼，家给人足」，都可证明其成效。

就军事方面来说，商鞅的军功制度及严峻军纪，培养秦民一重战的精神。商鞅认为三晋地狭人贫，但秦则地广人寡，地利未尽出，于是招徕三晋人民，到秦国种地，并赐田宅、免兵役，专事耕织。这样秦民可完全投入兵役，轮番出战，秦国足食足兵，有战必胜。这就是商鞅的耕战策略，他注重耕织的目的在奠定国内的经济基础，把握作战的基本策略，以国外人民为经济支柱，而秦民则为军事支柱，两者併合起来，必能稳操胜券。此外，商鞅更确立了军功代爵位制度，使秦民视作战为唯一出路，确主「斩首」以防私斗，形成一有高度战意及恪守纪律的军队，战争力量锐不可当。秦国以前曾被魏国夺去河西之地，因而势力不得不退到洛水以北，且魏国在河西设郡，派重兵防守，对秦之国防造成严重威胁。秦献公时曾派兵东出，但无功而还。到孝公时，乘魏齐交兵之际，向魏国出兵，不但收復秦国河西之地，且军队直达魏国旧都城安邑，并迫使其投降。故秦国内政成功致使国家无论在金钱上或人力上均富足，从而能在对外战争亦孕育了有利的条件。贾谊在《过秦论》中说：「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战守之具，外连横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河西之地。」是正确的评论。

就社会方面来说，商鞅安定了国内秩序。商鞅重「刑」、「赏」，养成人民服从命令，恪守纪律的习惯，所以社会秩序较安定，《史记‧商君列传》称：「行三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商鞅死后，秦仍行其法，一直维持着信赏必罚，纪律严森的秩序，并建立一个强力战斗体系，荀子《强国篇》载秦国社会远较六国为安定，这可说是商鞅赏罚严明下所产生的效果，也是商鞅华化了秦强悍的民俗的结果。

商鞅两次变法，革除了不利秦的宗族制、领主制，使秦成为先进、富强、统一的国家，既确立了秦统一六国的基础，更间接地支配了自秦至清之中国社会和政治经济。同时，秦始皇在统一全中国之过程中曾採「上农除末」的政策，不断用定期免除徭役之法，去奖励农民迁到农业劳动力不足之边地，不断将商人视为「谪戍」的对象，这是商鞅「困末作而利本事」政策的扩大。始皇的隳毁川防、坏城阙、筑长城的做法，也是商鞅「决裂阡陌」政策的扩大。始皇的统一法度，车同轨、书同文，也是商鞅统一度量衡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即使始皇的焚书、以吏为师的措施，仍是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政策再扩大之实施。商鞅运用其策略，以消除秦国领主贵族割据之局面，建立统一之地主权，始皇扩充商鞅的政策，更消除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统一全国的割据政权，可见其影响之大。

商鞅变法内容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