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克殷后的第二年，天下仍未安定便死去。这时殷人随时可以反扑，实在是周初一个危机时期。成王年幼即位，周公不得已而摄政。但管叔不服，到处散佈流言，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武庚便乘机煽动，三监便联殷叛周。当时东方整个殷人势力可及的地区，均起来反周。周公为了平定乱事，并进一步剷除殷遗民的残余势力，乃亲自领兵东征。经过三年，乱事平定，杀武庚及管叔，并流放蔡叔及霍叔。然后进行第二次封建，其要如下：以殷地及部分殷遗民封给康叔，建卫国；以商邱一带及部分殷遗民封给微子启，建国宋，以保存殷祀；新封一批姬姓诸侯环绕着宋，如曹、滕、蒋等，以作监视；封其长子伯禽于鲁，封当时功臣吕尚于齐；在黄河南北，加封一批姬姓诸侯国，如晋、邢、随等；为加强对东方的控制，于洛邑营建东都，并迁一大批殷遗民于该地，以方便控制。从这次封建的情况看来，可知殷人旧有的地盘已尽落于周人之手，而周人的势力，亦从黄河，中游扩展到黄河下游而达于海，殷人的势力从此被消灭，周人的建国工作到此才告一段落。若以周人封建向外发展的意义来衡量，周公东征比武王克商更重要。
综观西周的封建，实一种武装集团的向外垦殖。在周人的努力下，完成了一个包络黄河流域及至南达汉水淮水，甚至长江北岸的交通网，原有殷代遗下的旧城郭与农耕区，被包络在此庞大交通网及军事基点之内，故只有接受周朝定下的制度，成为周朝统属下的侯国。至于当时中原大陆还有不少游牧部落，他们并不专务农业，仍是到处流动迁徙，这便是当时所谓的戎狄。故此西周的封建，不仅便于对付旧有殷王朝的反抗，更有防御四周游牧民族入侵的作用。总言之，周代的封建，实在是以军事和政治相配合而不断地向东推进的一种立国规模，也是周朝能够树立强而有力建国形势的凭藉，此实是中国古史上一重要的进展。更由于西周的分封，使中国政治文化传遍四方，中华民族的意识亦渐形成，封建制度的意义更形深刻。由此足証封建制度是西周政治上的重要成就，与其国力的扩展有密切的关系。
试述西周封建制度在平王东迁后逐渐解体之原因及影响。
周代社会制度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建立政治秩序之封建制度，二是巩固领导中心之宗法制度，三是奠定经济基础之井田制度。三者互相维繫，将社会结合为一。西周三百年之历史，最重要者为封建政体之创兴；周初之封建，乃由当时形势之实际需要逐步逼移而成，同时亦是周民族对于政治组织富于一种伟大气魄之表现（见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1编3章，2节）。但自周平王于公元前722年迁都洛邑后，封建制即呈崩溃之势。
封建制度是宝塔式之政治组织，层层相叠。周天子将姬姓诸侯及效忠王室之贵族，散佈天下每一角落，以作屏藩，令以前部族分立局面，结成一组织严密，上下有序之封建制度；然此必须天子地位巩固，其尊严受诸侯敬重，制度才可维繫。平王东迁后，周天子以封地赐予郑、晋等国，以酬答拥立之功，形成王畿日少。东周初年，周天子尚拥有方六百里之地，后将仅有王畿亦分予公卿大夫作采邑，且税收大减，日益穷困，周室已无力控制诸侯;周天子威信随之低落，诸侯咸不服命。王室既衰，号令不出都门，一向赖以维持封建制之宗主从属关系已告丧失。封建既失以上统下，高尊低卑之基本精神，其制因而解体，亦属理所然耳。
周平王有弒父之嫌，自为诸侯轻视。初，幽王宠爱妃褒姒，申后遂与太子宜臼(周平王)出奔，往依外家申侯。申侯于幽王力迫下，向犬戎求助，引犬戎攻陷镐京，追杀幽王于骊山下，西周亦告灭亡。犬戎退兵后，申侯、鲁侯、郑伯等拥立宜臼为周平王，史称东周。平王于杀父与受诸侯拥立背景下，才得成天子，诸侯对周室尊重程度，自大不如前。而申、许、晋、郑等诸侯国，更恃拥立之功而生骄，对天子命令听而不闻，採取不合作态度。周室威信摇坠，霸权随之兴起，形成诸侯争权，弱肉强食局面。当时，鲁、宋、陈、郑、齐等国，都先后出现弒君篡位等内乱，而齐、晋、秦、楚诸大国，恃强凌弱，吞併小国，周室无能为力，未能负起制裁责任，结果诸侯愈加放肆，固有封建制度亦随之而溃。
封建制度乃藉宗法之血缘关系、婚姻关系作为维繫，惟历时既久，世代绵远，宗族与姻亲间情谊遂渐趋疏淡，其赖以维繫之力量也随之减弱，诸侯渐不尊重天子，王室亦渐衰落。假中央权力无法达于封国时，封建制度即无法维持，而终告解体。
封建制既坏，带来影响着实不少，中间包括郡县制之产生，井田制之破坏和土地私有制之形成，同时更间接促成春秋霸政与中央集权政体之出现。
平王东迁后，中国已步入春秋时代，期间诸侯兼併日繁，国家破灭者不可胜计，而诸侯王一旦吞併别国土地，即将之纳入己之封内，实行设置郡县，直归中央统属，较少再行封建。清顾炎武《日知录》卷22，〈郡县〉条云：「春秋之世，灭人之国者，固已县矣。」又云：「当七雄之世，而固已有郡矣。」足可证明此点，而春秋战国以还，郡县制取代封建制，已成主导趋势了。
周行封建，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即一切土地皆周天子拥有。天子以地封诸侯，诸侯继与之禄卿，大夫不得私有；庶民仅能代贵族耕耘，且须应力役之徵，供军旅之赋，而无土地拥有权。降及春秋，垦地日闢，加以诸侯相兼，贵族采邑渐趋扩大，周拥地日蹙，分封之制益难实行。逮春秋末造，耕牛之利用及铁器之发明，更促成农业革命，农产品急剧增加，因而刺激人口膨胀。由于农民激增，农业规模逐渐扩大，公田之指挥监督，自倍感困难，且土地分配，亦成为自由垦种之阻碍，故自由耕作，计亩课税之法乃兴，形成土地私有制。及战国秦孝公用商鞅，废井田，开阡陌，復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则地广人寡，乃诱三晋流民入秦垦殖，并许以土地，任其自处，公田之制，遂彻底崩溃矣。
封建制之破坏，亦形成春秋霸政之局。平王东迁后，王纲失坠，诸侯国多恃功生骄，不尊重周天子。王畿领土大减，军事力量薄弱，领导地位岌岌可危，几成有名无实之局。至乎诸侯国内乱，兼併频仍，周室又无能为力，结果诸侯愈加放肆。与此同时，西方犬戎、南之蛮楚、北之白狄、赤狄、东之夷族等，相继威胁中原诸夏之国，中原正急需一有为霸主，外既可驱夷狄，内能代周天子领导诸侯，维持周公定下之社会制度，于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等雄武之才，遂因应时势，相率踏上政治舞台，主宰春秋之政局。
自周初以来，周室已行封建，天子将王畿以外土地广封宗族功臣，诸侯又将其公室以外地，分封与卿大夫。分封之制既繁，不但令天子不能制诸侯，诸侯亦难以羁縻公卿世家，自此各国政在家门，公室微弱，迄平王东迁至春秋之季，其势愈演愈炽。及至春秋后期，经过田氏篡齐及韩、赵、魏三家分晋后，诸侯对封国内宗族势力膨胀深抱戒心，而锐意进行裁抑，分封制度遂鲜再推行，而转以禄米银酬勋戚。封建既少，一国军、财、民政诸大权，自尽操诸侯之手，皇权提升促成集权政局之出现，替代原来封建制体。
总而言之，西周以来的封建制度瓦解，间接导致春秋时群雄争角之局，为以后中央集权制度开闢道路，其影响之深远可谓至大焉。
试述春秋霸政兴起的背景、争霸概况，并论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