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盛衰大势──绪论

戚宦得以弄权,可溯源于西汉武帝之分内朝、外朝的政策。自汉武帝以,内朝(皇室)和外朝(政府)渐次分开,形成了外戚和宦官的渐次得势。就外戚方面来说,宰相只能成为外朝的领袖,而宗室又只适于封建,不宜于在内朝辅政,故内朝领袖,大司马大将军,多由外戚出任,如昭、宣时代的霍光便是,便使朝政大权无意中落入外戚手中。至光武中兴,「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又削减外朝政府权力,移之内朝皇室,更增加外戚得势之机会。就宦官来说,汉武帝时,因重用内朝尚书,晚年又用宦官主中书。元帝时,宦官逐渐用事。光武中兴,宫中事悉用宦官,不復参以士流,于是形成一个宦官集团。一遇君主庸弱,外戚、宦官便有机可乘,把持政权。

在戚宦两股势力增长的同时,东汉的君主自和帝开始,大都年幼即位。因为东汉皇帝多夭折,于是给予戚臣擅政之机。由于幼主年小,未能自决政事,往往由母后临朝,引用父兄辅政,于是形成外戚之专权。加上多次由外藩继承皇位,太后与君立间缺乏骨肉亲情,外戚与君主亦无甥舅情谊,外戚欲久专国政,天子欲收回大权,两者间的冲突势所难免。但是外戚势力权倾内外,君主欲诛锄外戚的势力,只有与宦官密谋于禁中,一旦成功,自然又成宦官专政之局。

同时,由于女主临朝称制,不便面接公卿,朝中大臣既不能面议国政,则参与帷幄者,除外戚外,只有宫掖中的宦官,故一切诏令须由宦官传达,这样,宦官自然得干预政事之机会。而且出入禁中的「中常侍」官职,为宦官所垄断,尚书奏事,中常侍均得披阅,即有关机密国政,更有参与的机会,朝臣中若有上书攻击宦官者,他们也可得知,先发制人,故能保权柄,加以宦官经常在君侧,容易混淆是非,操纵政权。

东汉宦官弄权自郑众始,此事缘章帝死后,子和帝立,年仅十岁,窦太后临朝听政,后兄窦宪拜大将军,权倾朝野。和帝长大,为窦宪所制,不许和帝与其他大臣接近,于是和帝和宦官郑众计议,免了窦宪官职,但宦官又从此专权。以后安帝时有宦官江京、李闰与外戚邓骘之争,顺帝时有宦官孙程与外戚阎显之争,桓帝时有宦官单超与外戚梁冀之争,灵帝时有宦官曹节诛外戚窦武、张让杀外戚何进等。最后灵帝时,军事将领袁绍拥兵入宫,诛宦官二千余人,至是宦官外戚同归于尽。

戚宦之争是生于东汉的一个毒瘤,最初只影响部分,继而蔓延至全身,直至要面对灭亡的命运。中央政治日趋没落为戚宦乱政首先所引致的影响。自东汉光武中兴以来,一般士子由于受到提倡气节,儒术风气的薰陶,对宦官弄权甚为不满,于是批评时政。宦官为了自卫,便与由朝野名士及太学生结成的清流集团互相搏斗,终酿成前后两次党锢之狱。第一次发生于桓帝时,第二次发生于灵帝。两次党锢,前后20年,造成人才凋零,由于欠缺忠良辅政,因而朝政更为败坏。

无论外戚或宦官,当他们专权时,都会滥用职权,任用私人,贪赃枉法,鱼肉百姓。为了搜刮财物,无所不用其极,而两者之中,又以宦官专权为害较大。在政治日趋黑暗之下,地方上的人民生活不能安定。在民不聊生的情况下,他们于是拜神求鬼,求心灵慰藉生活变态,便构成了灵帝末年的黄巾之乱。当时鉅鹿人张角兄弟,倡太平道,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起而作乱。虽后由卢植、皇甫嵩平定,经过这次乱事,地方摧残更广。从此次民变,可察觉东汉一朝已失去社会上的凭藉,政权实是岌岌可危。

地方割据亦紧随民变而产生。当时除了黄巾之乱外,各地亦有很多叛乱。灵帝迫得接纳刘焉的建议,改地方刺史为州牧,赋予军、政、财大权。州牧有此大权,渐渐操纵地方政治,割据局面因而形成。州牧又因大量招揽人才为幕客,使人才集中的地方,而中央因缺乏人才更腐败。地方的州牧既有大权,而中央宦官乱政始终仍未平息,所以中央于是借地方力量谋诛宦官,造成董卓之乱。东汉的国运亦告结束。

朝政日非除了引致国内乱事外,亦引致外族的入侵。在灵帝时,西北羌人乘东汉内部混乱,于是再度入侵中国。这次羌乱是由中平元年到中平5年才告一段落,其牺牲之大,蹂躏之广,较黄巾有过之而无不及。

戚宦之倾轧实间接令到东汉的衰亡。它以「党锢之狱」打击士人,使已呈腐败的政治再没有挽回的希望。政治黑暗又引引地方上产生民变,汉室从此便失去社会的凭藉。在变乱频生的时代里,政治、社会等一国之基石,皆受到无情的摧残,故东汉的倾倒乃是必然的事。

戚宦交相乱政原因简表

中国历代盛衰大势──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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