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陀人对北宋的影响

沙陀是西突厥的一支,由我国西北部入居朔州地区之后,英勇善战。在保卫我国北部地区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壮大。唐末因镇压黄巢起义有功,李克用被任为并州节度使,大批沙陀人又进入并州,以后沙陀贵族登上中原政治舞台,而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随着沙陀三王朝的结束,沙陀人在历史上消失了,再无出现过。其原因是大部沙陀人融入汉族,与此同时沙陀也极大地影响了北宋王朝,一定程度上,北宋也是胡化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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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唐朝更胡化?沙陀影响下的北宋文化

一般认为,唐朝胡化很深,李家甚至一度被认为是胡人,此外,唐朝受到西域的影响也非常深。相比较而言,宋朝由于丢了西北,和西域的交流也被隔断,且是五代十国之后中原汉人所建立的王朝,一般都认为是非常标准的汉人朝代,然而,宋朝的胡化虽然没有唐朝看起来那么明显,但沙陀文化却一直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宋朝,某种程度上比唐朝更深入。

爱吃羊肉的宋朝人

宋代马政不振,导致骑兵数量不足,其原因在网络上有非常多的争议。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无疑在于宋王朝上下嗜食羊肉,养羊挤占大片草场。即便如此,宋王朝还需要从辽国、西夏进口大量羊只来满足国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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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也爱吃羊肉,却没到挤占马政的地步。唐朝亲王以下到二品大官,每个月供给二十口羊、六十斤猪肉,宋代中产阶级却往往瞧不起猪肉,认为猪肉是平民的饮食。没有燕云十六州的北宋,竟然远比唐朝更爱吃羊肉。

网络上有“沙陀宋”的说法,虽然是调侃,但从对羊肉的嗜好来看,宋朝的胡化气味怕是比皇室有鲜卑血统的唐朝还强烈一些。

沙陀对于宋朝骑兵的影响

宋的法理,继承自后周及沙陀三朝,也不可能不受到沙陀代北集团的影响。我们由此探讨宋朝的文化基调,会发现宋比起唐王朝有更多的内亚特质。

唐建立之时,鲜卑人已经彻底融入汉人,而此前隋朝杨坚杨广父子对于振兴汉文化的努力,去掉了大部分的胡化气味,因此唐人的华夏荣誉感反而极为强烈,唐太宗就曾说“夷狄,禽兽也,畏威而不怀德”,出生于中亚的诗人李白也作诗云“胡无人,汉道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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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宋而言,之前有沙陀三朝,更之前有安史之乱和河朔藩镇割据造成的河北胡化。虽然沙陀等来自内亚的异族勋贵在宋建立时确实高度汉化,与后世的女真蒙古有很大差异,但这些勋贵家族一直在宋王朝占据高位,有很大影响力也是事实。宋朝本质上是胡汉各族代北勋贵和士大夫的联盟,没有像唐朝那样经过均田制的改革,也较少顾及底层百姓的利益。

宋代初年的军事将领中,具有沙陀、奚等外民族背景者绝非个别。初使相郭从义,“其先沙陀部人”;另一使相杨承信,同样“其先沙陀部人”;同系使相的郭崇,“父祖俱代北酋长”;李万全,则系“吐谷浑部人”。白重赞,“其先沙陀部族”;石曦,“晋祖弟韩王晖之子”,系出沙陀;康延泽,沙陀军将康福之子;薛怀让,“其先戎人”;党进,“本虏族”;米信,“本奚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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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勋贵将门,不仅互相联姻,更与宋皇室世代联姻,形成利益共同体。如宋仁宗皇后郭氏,就是郭崇曾孙女。

而宋代士大夫当中,一样有胡族影响。北宋之士人多出于河北、山西,正是唐河朔方镇割据,及代北集团发迹之地,其典型有司马光、韩琦、文彦博等。文彦博祖上姓敬,因避石敬瑭之讳而改姓文,显系石敬瑭宠臣,且汉族敬姓主要活动在黄河以南,集中在四川,则文彦博祖先很大概率是山西杂胡。

宋代崇尚“以步制骑”,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宋辽战争时期,追求骑兵精兵化,希图以少量高质量的骑兵与大规模的辽国骑兵斗争,其静塞军等精锐骑兵对辽作战时也确实有突出表现。第二阶段宋辽议和之后士大夫掌握舆论,马政才严重偏废。

我们可以看到,追求骑兵精兵化的思路,本身就体现出很高的内亚特质。沙陀铁骑天下闻名,然而李存勖灭后梁时,仅有骑兵万人,后唐鼎盛时也只有战马3.5万匹。代北集团击败契丹人,依靠的都是步兵为主体的军队和少量精锐铁骑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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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亚出产精铁良马,适合训练优质的重骑兵,但荒芜贫瘠,马匹蓄藏量远少于蒙古高原,使得沙陀、粟特等内亚民族都形成了依赖重骑兵与步兵配合的建军思路。再往上可以追溯到最早的游牧民族斯基泰人,他们也拥有精良的步兵,这显然是由于马匹数量不足的缘故。

北宋王朝前期的建军思路,显然继承自代北集团。从绘图文物上可以看到,北宋初年还有数量可观的具装弓骑兵,这是中亚突厥民族中常见的兵种,而极少见于蒙古高原游牧民族。

显然,由于内亚化的建军思路,对战马的需求量,本身远少于战马动辄近百万匹的汉唐,宋代的马政一开始就小家子气,而敢于将更多的草场用于养羊获取羊肉肉食,也不足为奇。

沙陀化的其他影响

除了导致宋人格外爱吃羊肉之外,沙陀化还给宋朝带来哪些其他的影响呢?

虽然五代宋初,“胡/汉”语境逐渐消解,各族都以汉人自命。但从五代时怒斥石敬瑭卖国的安重荣,本身同样与契丹人有所交往勾结,就能看到五代至宋的民族主义之虚伪性。

唐也曾对突厥称臣,但随后必歼灭突厥而后已。宋王朝与契丹结为兄弟之国而全然不以为耻,在西北为了争取羌人义兵一度允许羌人杀死汉人之后可以用钱赎死,靖康之耻时更是做出以公主贵女向金人抵赔款的丑事。这无疑都证明唐朝的胡化只是表面,而宋朝之胡化渗入内里,导致骨气远不如一般汉人王朝。外交全无底线可言,正是胡人,尤其中亚西亚民族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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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官民对抗在宋朝的极端烈化,对于底层人民保护的削弱,也未尝不可归于胡化的影响。

高度文明的帝国,一般都重视抑制土地兼并,维持自耕农数量,注重底层人民的保护。譬如汉帝国,唐帝国,以及西方的拜占庭帝国。而佃农地位极度下降,乃至沦为农奴,底层人民权益被任意侵害,勋贵肆无忌惮,则意味着社会向奴隶社会方向倒退。

宋朝在拥有繁荣的文化的同时,底层人民保护却大大下降,不仅“不抑兼并,田制不立”,而且佃农地位如同猪狗,“富人敢于专杀”。 从宋仁宗时代开始,如果有地主打死佃客,只需罪减一等,发配邻州。

在落后的游牧渔猎部落,往往底层人民只是贵族的财产,没有任何人权。而号称高度文明的大宋,却“财取于万民,唯恐其有余.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岂不是咄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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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沙陀在内的各族勋贵与汉人士大夫结合为新的利益集团之后,虽然自命汉人,但仍希望维持部族时代作为贵族的种种特权,对百姓可以随意生杀予夺。这就产生了宋王朝虽然文化灿烂,底层人民权益却极大倒退的特点。

结语

我们说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不论在政治上、国防上、经济上、文化上都作过重大贡献,胡化和汉化同样贯穿历史,汉族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其中也包含着沙陀人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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