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的正确态度

史书不能随便读,姿势不对可不行,本文谈一下如何正确地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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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什么学问呢?学习,了解他,又有什么用呢?

略知历史,学问之人,都会回答,历史即是前车之鉴,如果前人所做而得,我们仿之;若失策,我们避免,这就叫前车之鉴。杜牧作《阿房宫赋》中文:“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意为警示后人,以史为鉴。很多事情,历史上都发生过,遇到事情处理的好与坏,也都有前例。我们不需要仔细思考事情的案例,有时照搬古人的成功做法即可。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就是为帝王所写,退一步讲是为有帝王之志的人写的。历史上的各种政变(宦官,外戚专权),军阀割据,兵将拥兵自重,帝王施政措施,重大事件,皆记录在案,成为后世历代帝王的教科书。

陈演恪
陈演恪

历史虽然是记录实情之书,然而我们在其中探求的,则是道理而非事情。事情只是一件,而道理却概括众事。我自己认为,世界上有两种术,一种是经世之术,即经营,运转世道之术。这种术重点在于对世道循环的经营。一种是驭世之术,即驾驭,控制世道的能力。有所得有所不得,皆出此二者。将二者相结合,既驭世,又经世,帝王才做的更久,这也可能是司马光著《资治通鉴》的初衷。

要处理的事情,必须明白他的性质。明白之后,付之以术,就不求而自得了。要明白事情性质,非知其既往不可。一个人,为什么成为这样子,如久于官场的人,就有些官僚气。世代经商的人,就有些市侩气,读书的人,就有些迂腐气。岂生来如此?无疑,是数十年的做官,经商,读书养成的。然则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亦是如此。中国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欧洲,欧洲的社会,为何不同于日本?观而不察,则不以为意,细加推考,自然知其原因极为深远复杂了。宋代提倡文治,提倡理学,至后世逐渐追求功利,重利。

我们学习历史,基本上都是从自己民族历史(我,即汉史)开始的。我自己就首推一位国学大师(注意,是国学大师,跟汉学大师有区别),他就是陈寅恪。大师的书,我虽然读得不多,但是他的两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却记得很清楚。这正是国人现在欠缺的。这些东西,一旦失去,就很难再找回来了。你现在看问题,思考东西。能不能真正的用独立,自由的方式呢?有人很难,因为潜意识里已经被僵化,奴化。它已经失去自我了。

读史的正确态度
读史的正确态度

历史,大都经过历朝政治的粉饰。然粉饰的也好,真实的也罢,我们在其中寻求的,亦不是真假,乃是各中的道理。这也是我一再提倡的,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独立的精神,才能在历史探求中臧否人物,明辨是非。

所以,众人读史,我首先推举前四史。为何? 由是二十四史中前四史的造诣价值为最高。因他们都是私人修史,皆作者毕生精力而成,无论文笔或独立性都远高于后世所著史书。虽前四史都不勉多少渗入作者主观思想,但无堪大雅。而后世史书,大多都官修,宣传统治者思想的比比皆是。按照统治者的思想去写,独立性相差甚远。而前四史中的《史记》,人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文笔生动丰富,表现力极强,堪称“经典中的经典”。《汉书》,集班氏三人之大成,不尽之典故皆出于此书。人称“读汉书可以下酒”。《三国志》对后世的影响无需费述。陈寿虽私人修史,著书多有遗漏,然《三国志》确实是《三国演义》的第一手史料。《后汉书》的文学史学价值不可估量,文笔优柔,善于刻画人物,叙事连贯而不复赘。犹其“论曰”“赞曰”部分,文笔锋利,臧否人物,扬善抑恶,堪称一绝。

读书虽然可以使人有知识,但不一定使人有胸怀。虽然使人知荣辱,但不一定使人有勇气,也不一定使人有骨气。有些知识分子,看上去挺高,其实,不如一个普通老百姓。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人生在世,亦有所为,有所不为。其事或可以坚持,或可以量力而行。古语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居焉,身必危。”其中个道理,知且易,行而难。人非圣贤,皆有过错。清正风雅之人,亦有苟且之举。谗佞粗鄙之人,但有位尊之时。富而不贵,亦是一文不名,尊而不衿,乃是通雅之人。俗语讲:“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久在江边站,必有望海心。”

这才是我们读史的正确态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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