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边民族对明朝和清朝的态度

要问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不少人应该会答:“康熙”。
61年,确实够长,足够一代人由出生到死亡,尤其在“康熙”二字还代表着一个纵横万里的大帝国时,当然有资格凝固历史的骄傲。

下载PDF格式《周边民族对明朝和清朝的态度

不过,失败者一样可以因文明而延续它的悲壮。

烈女处士朴好淳妻“砺山宋氏”之闾——崇祯纪元后再丁巳(1737年,清乾隆二年,意为崇祯殉国后第二个丁巳年)正月日 命旌闾(旌表门闾)

1704年,康熙皇帝的宝座已经安稳地摆放在紫禁城中43年,在剃发易服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已经很难分辨前朝的福王、唐王、桂王、鲁王政权究竟有什么区别,只笼统地归为“前明”的时候。

朝鲜王京,国王肃宗自宜春门诣禁苑坛,以太牢祭祀60年前殉国的大明崇祯皇帝,祭文开篇就是:

崇祯七十七年岁次甲申三月庚子朔十九日戊午,朝鲜国王臣李焞,敢昭告于大明毅宗烈皇帝。

祭文文言晦涩,且摘录几句,感受一下情绪:

虏乘其衅,据我中原,礼乐衣冠,尽污腥羶。凡在迩遐,冤愤靡穷,而其深痛,莫最小邦……嗟我下国,孰为缀旒,义根於性,恩函在心,于何寓哀,以展斯忱……我邦虽陋,我诚则至,尚冀监格,右此大糦。

朝鲜史书《肃宗实录》说,肃宗读完此文后,“呜咽不自胜,侍臣莫不感怆”。

此次大祭祀后,肃宗又命汉城府在后苑春塘台筑坛,名为“大报坛”,供奉明神宗神主,取“郊天、报德”的意义,其形制仿朝鲜社稷坛,规制却更大,祭物品式,一概采用明朝制度。

1705年,肃宗于三月九日(农历,崇祯殉国日)亲临刚刚落成的“大报坛”,主持第一次大祭祀,礼毕后说:

年年祭享,自当与国同存矣。

肃宗的后人并没有忘记他的初衷,又名“皇坛”的“大报坛”祭祀此后年年举行,以超越宗庙祭祀的最高规格祭奠对朝鲜有“再造之恩”的明神宗,也就是中国人口中“明实亡于万历”的万历皇帝。

到了肃宗的儿子朝鲜英祖执政,又在1749年与群臣舌战,要将崇祯皇帝和洪武皇帝(明太祖)请进“大报坛”,在一国之主怀念大明恩情,以致“俯伏流涕良久”之后,众臣终于同意三帝并祭,使“皇朝之日月,复照于朝宗之邦”。

此后又是31年,在鸭绿江边,一位即将进入清朝国境的外交官在日记的开头写道:

曷不称崇祯?将渡江,故讳之也。

曷讳之?江以外清人也,天下皆奉清正朔,故不敢称崇祯也。

曷私称崇祯?皇明中华也,吾初受命之上国也。崇祯十七年,毅宗烈皇帝殉社稷,明室亡,于今百四十余年。

曷至今称之?清人入主中国,独守先王之制度,是明室犹存于鸭水以东也。虽力不足以攘除戎狄,肃清中原,以光复先王之旧,然皆能尊崇祯以存中国也。

在这本《热河日记》的结尾,记录者朴趾源写上了他认为符合道义的纪年:

崇祯百五十六年癸卯。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藏朝鲜汉文书籍《骆村朴先生遗稿》介绍,该书题跋有崇祯纪元二百五十九年(1886年)字样

道义和生存,这对纠结的矛盾体,一直缠绕在朝鲜君臣头上,令其苦不堪言,以至于表现出某种令今人无法理解的虚伪。

1637年,弱小的朝鲜王国在清军的铁蹄下,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无条件投降,献出世子为人质,低头成为清朝的属国。

自此之后,直至甲午战争,朝鲜对清朝的朝贡从未断绝,对清朝的使臣更是伺候得无微不至,堪称藩属国中的模范。

然而,在朝鲜史书中,该国君臣却称清朝皇帝为“犬羊禽兽”、“胡皇”,内外文书虽然使用清朝年号,祭享祝辞仍用大明年号。

明朝灭亡后,朝鲜仁祖干脆定制,“宗庙祝辞,朝臣告身,只书岁月,不用年号。”按照他的儿子朝鲜孝宗的记载,仁祖“语及皇明,至于呜咽不能言”(也就是《南汉山城》中的朝鲜王),其中的屈辱和羞愧不难体会。

为了报恩,也为了复仇。

当1646年日本使臣来到朝鲜,提及日本应福建郑氏的请求,将发百万之众,假道朝鲜进攻清朝。在壬辰战争中结下大仇的朝鲜君臣,不但未予拒绝,还派出“接慰官”到日本敦促出兵,不料锁国中的德川幕府最终拒绝了这一计划。

第二年,朝鲜国内甚至传出谣言,称“(日本)关白执政辈,以朝鲜与鞑靼合,莫不骇愤,将欲兴师而来……”

可见朝鲜朝野对于背明附清的负罪感,已经到了怎样的地步。

此后的朝鲜孝宗,曾经被清军掳为质子多年,于公于私都是坚定的反清派,一方面将“明国九义士”为首的明朝遗民置于左右,一方面整顿武备,伺机伐清。他的志向,按照其子显宗的说法就是:

先王尝以若得十万精兵,可以伸大义于天下。

朝鲜神贞王后赵氏与其夫孝明世子的合葬碑文,其中的纪年均为崇祯纪元后,立碑日在崇祯263年(1892年),即甲午战争前2年

问题是,朝鲜根本凑不出十万精兵,秉承天下大义的“大明”也只能僻处海东,在祭文、石碑和文书间存续,直到这一整套文化体系被近代的枪炮砸得稀烂,与朝鲜王国一道,消失在帝国殖民的浪潮中。

1897年,朝鲜高宗不顾“腐儒”崔益铉、柳麟锡以朝鲜是明朝藩臣为由的反对,改国号为“大韩帝国”,自称皇帝,终止了“大报坛”的国王亲祭,也终结了官方的“崇祯后纪元”。

1908年,被日本统监府完全控制的“大韩帝国”,废除了“大报坛”的年度祭祀,不久后将之完全拆除。

2年后,日韩合并,朝鲜在地图上消失了。

大报坛“与国同存”竟一语成谶,而崇祯年号,却远比这些“实在”的东西顽强,仅今天可见的文物,直至1914年,仍有朝鲜人在执着地使用着。

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员古籍资料库藏目局部,另有藏品《天台续游录》崔益铉序于崇祯后五丁酉(1897年),梁会源题跋于崇祯后五甲寅(1914年),则至迟于1914年仍有朝鲜人使用“崇祯纪元”,即1644年后270年

在鸭绿江的另一边,代替明朝坐江山的清朝,自认为继承了中华的版图,自然应当承继汉唐的荣光,身居天下中心,享受“万国来朝”,这种中心,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还应该是文化的。

然而,在日本人看来,此时的中国已是鞑虏。

1674年,日本朱子学大儒林罗山之子林恕为《华夷变态》作序文时即写道:

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

在越南阮朝史书《大南实录》中,记录中总是将清朝称为“清国”,遣使朝贡记为“如清”,这与朝鲜使臣笔记名称由明代《朝天录》变成清代《燕行记》如出一辙,即不再将清朝视为明朝一样的“天朝上国”,而只是一个自己惹不起却还要敷衍的大国、强国罢了。

1834年,阮朝的明命帝在和近臣的谈话中,还特别对比了清朝和自己,将清朝代明,比作“以匈奴入中国,以夷变夏”,而他对中南半岛各族的“改易衣服”,则是推广中华文化的“以夏变夷”,是“上承天心、下惬人望”之举。

这些都比不了1803年出使北京的朝鲜使臣徐长辅的评价狠辣:

清人立国之规,大抵导风俗以禽兽之,率天下之民而愚之。

可以说,清王朝虽然在经济上、军事上都取得了前代难以企及的成就,但在文化输出、文化认同,即软实力的较量上,则输得一败涂地。因为天子固然可以兵强马壮者为之,文明中心的建构,却需要真正的底蕴,靠着一群奴隶主带着成千上万的奴隶,终究是做不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