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影响深远的社会大分工。其中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就是原始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化出来。人类文明的出现首先得益于农业的革命性突破，早期的农业部落大多都在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河流地区诞生，比如黄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等等。随着农业的进步，人们逐渐有了剩余产品，于是就为畜牧业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在原始农业诞生后，人们并不是单一依靠农业生产，狩猎依然是一种重要的生产方式。人们在狩猎过程中所得到的猎物并不一定都能吃完，吃不完的猎物往往都是抛弃掉了。后来随着农业生产的进步，人们在狩猎过程中捕获的小动物，在吃不完的情况下，可能就被人们饲养起来。于是原始的畜牧业就出现了。早期的畜牧业并不是独立的。最早被人们驯化的动物，也都是杂食性动物，比如猪。猪对于农耕民族而言非常重要，汉字“家”就是房子里面一头猪，说明了在汉字被发明的时候，人是和猪住在一起的。不对！应该说，猪是和人住在一起的！

大约在原始农业出现之后几百年，或者千年以后，随着人们对马的驯化，原始畜牧业就已经开始突破原始农业的范围了。人类社会开始出现了第一次大的社会分工，原始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之中独立出来，开始出现了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游牧民族。

但是从游牧民族独立之后，并没有远离农耕民族。先秦时期，中原地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呈现出一种杂居的局面。比如在洛阳周围就有陆浑之戎。他们与农耕民族联系密切，也经常发生各种冲突，比如西周王朝就被犬戎所灭。当时人们判断华夷界限的标志不是血统，而是生产生活方式。凡是采取了农耕生产方式的，就是华夏。而采取了游牧生产方式的就是夷狄。比如春秋时期在山西就有骊戎，他们被认为夷狄，但是他们姓姬，与周天子是同姓。晋献公曾经讨伐骊戎，收获了美女骊姬。

到了战国时期，游牧民族还一度建立过一个中山国。但是到了战国后期，中原地区的游牧民族就已经被融合于华夏族之中，或者被赶到更远的地方。中原各国为了防范游牧民族，纷纷修起了长城。战国时期，秦国、赵国、燕国都在北方修起了长城。至此，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才开始分离。

此前，游牧民族没有与农耕民族远离的情况下，虽然有冲突，不过这些冲突都是局部的，并不大。有些游牧民族也与中原诸侯国保持了友好的关系，比如姜氏之戎就与晋国关系密切，曾经与晋国一起截击秦国的军队，秦军全军覆没！但是，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彻底分离以后，双方的冲突呈现出加剧之势。

为什么分开了，冲突反而加剧了呢？这是因为对于游牧民族而言，他们的生产并不能满足其生活的全部所需。人不能总是吃肉而不吃谷物和蔬菜。比如洛阳人爱喝羊肉汤，但很少见人只是喝汤，至少要放饼子进去。人也不能总穿兽皮，也需要布匹。纵然冬天穿兽皮很暖和，但是夏天呢？再说了，就算是冬天，总不能贴身也穿皮子吧？这些东西，都需要他们用自己的生产所得与农耕民族进行交换。

但是，从一开始，交换的双方就是不对等的。对于游牧民族来说，他们从农耕民族那里交换得来的物资是生活必需品。而对于农耕民族来说，从游牧民族那里交换来的就是生活的点缀。有羊肉吃也行，没有羊肉，猪圈里的猪也快长大了。有羊皮棉袄可穿挺好，没有的话，自己织出来的布也挺暖和。所以，农耕民族对于这样的产品交换并不是很积极。

当这样的交换不能顺利进行的时候，对于农耕民族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影响就是致命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游牧民族只有抢劫一条路可供选择！所以马克思会说劫掠也是一种生产方式。虽说，劫掠从道义上是必须被否定的，但是它有其历史合理性的一面。而且劫掠的方式一旦出现，成功者的收获会对其他人形成一种鼓励，从而扩大了劫掠的规模。

当农耕与游牧之间的产品交换以劫掠的形式发生的时候，农耕民族的优势尽失。农耕民族天生具有保守性，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也使得他们的野性早就消失的干干净净。这个道理大家是可想而知的，一天到晚拿锄头修理地球的人和一个成天骑在马上奔驰于旷野之上的人，要是打起来，谁更有胜算。因而我们看到在农耕与游牧的战争中，失利的总是农耕的一方，只有在极个别时间才会出现如霍去病封狼居胥山这样的战例。这就如同自然界里，肉食动物和食草动物之间的差距。

面对草原民族的劫掠，农耕民族首先想到的不是反抗，而是以一定程度的妥协和忍让来换取暂时的安宁。汉高祖刘邦去世后，吕后接到了一封冒顿单于写来的求爱信，他说道：“你现在是一个人，我现在也是一个人，不如结合了算球！”吕后接到这封信当然不会觉着很幸福，自己这么大岁数还有人追，这其实是对她的羞辱。一开始，吕后也勃然大怒，她的妹夫樊哙更是怒不可遏地说：“臣愿意提兵十万横扫匈奴！”当时季布正好在旁边，季布说：“樊哙欺君可诛！”吕后很纳闷，樊哙为主分忧，怎么能事欺君呢？季布说道：“别急，您听我慢慢说，我想先问太后一个问题，到底是樊哙本事大，还是先帝本事大？”吕后说道：“这还用问？当然是先帝了！”季布说：“先帝当年带了三十万大军还被匈奴困在白登山，樊哙要提兵十万横行匈奴，可能吗？”一盆冷水浇下来，吕后也冷静了，她低声下气地给冒顿单于写了封回信：我现在已经很老了，单于可能听信了传言，我现在发秃齿危，走路都走不稳当了，已经不能嫁人。而且我自己想了想，最经我们也没惹你，你也不会平白无故就打我们。我派人给你送上一些车马衣服，希望你能饶了我！

西汉初年的和亲，其性质等同于向游牧民族交保护费。唐朝中期，名义上回鹘人每年都会向唐朝卖马，实际上，唐朝所付出的远远大于马价！后世，北宋对辽朝的岁币，南宋对金朝的岁贡性质也与此类似。一直到明朝的时候，在所谓的朝贡贸易中，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也是吃亏的一方。即便是这样，蒙古人还是一再南下，明英宗皇帝还一度成了蒙古人的俘虏！

尤其是当草原上的环境趋于恶劣的时候，草原民族为了生存更是大规模南下。但是当草原民族南下以后，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将草原上的生产方式推广到平原。蒙古人南下之后一开始也试图在中原推广游牧。但是中原地区的自然环境更适合于农耕，草原民族南下以后，往往经不住农耕的诱惑，最终都走上了农耕的生产方式。而他们在转化为农耕生产方式以后，其草原民族的野性也在锄头的挥舞中逐渐消失。他们离开草原之后，草原并没有成为一片空地，很快就有新的游牧民族去填补了这一真空。于是，我们看到北方的草原民族不断南下，然后又有新的游牧民族在草原上形成，不久以后新的草原民族也踏上南下之路。

这种循环一直到清朝入关以后才得以改变。满清入关之后，之所以没有从新出现北方草原民族的不断南下。首先清军在入关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对漠南蒙古的征服，确立了双方的联盟，有清一代蒙古地方的事务一直由理藩院管辖，汉人不得参与。其次，清军入关以后，尤其是在完成对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的征服以后，蒙古草原与中原地区的商贸往来始终是顺畅的。走西口的哥哥们，确保了草原民族在正常的产品交换中满足了日常所需，也确保了北方二百年的安宁！对于大清朝来说，他们成功地解决了马背上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