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流传特点

中国与波斯阿拉伯的交往,可上溯至汉武帝派甘英出使条支。此后两国商旅来往,络绎于途。唐永徽二年,大食遣使来朝,一般认为即伊斯兰教入华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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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与大食之关系甚为密切,双方遣使不断,仅开元年间即达十次,足证其频繁。宣宗时又允许色目人科考,大食人落籍者当然也就越来越多。贞观二年,并有禁番人娶妻带回之令,故凡娶妇者均滞留于中土,落地生根。

我读邓之诚《古董续记》,见卷三有云:「李珣,本蜀中土生波斯也,尹校书鹗者……遽因戏遇嘲之……曰:异域从来不乱常,李波斯强学文章,假饶持得东堂桂,胡臭熏来也不香」,知此类在中国长大的土生波斯人,在当时仍不免会遭到种族歧视,犹如现今华人在美国那样,纵为土生美国华裔ABC,也不免被白人另眼看待。可是,从另一方面说,土生波斯的数量看来一定不会少,犹如现在在南洋马来西亚等地,「土生华人」已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且李珣这位李波斯,「强学文章」的结果也很惊人。他的汉文汉文化造诣已经极好了。他们家一门数杰,其妹与花蕊夫人相熟,亦能词。李珣之词且收入《花间集》。故讥其胡臭者,自己名不见经传,李波斯则大名流芳百世。此即波斯胡落地生根之例。

在长安、广州、泉州等处,则有蕃坊,聚居波斯胡甚多。宋且于广州、泉州设蕃学。词牌中有「菩萨蛮」一阙,名义不详,或云本于梵语,或云即穆斯林之转音。虽不能确定,但伊斯兰名物于此时大量传入中土,谅亦为情理中事。

元朝统一欧亚,伊斯兰教徒之原始聚集地均画入版图,其人来往于中亚东亚,当然较前更为频繁,也更为便利。蒙古远征,也带回许多伊斯兰工匠、艺人。依蒙古律法,回回又为色目人之一,地位仅次于蒙古,故回回也乐于来华谋生求发展。许多种族共称为回回,我认为亦在此时。

其中一个例子,是犹太教。犹太教来华甚早,据向阿拉伯商人艾布˙赛统˙哈桑《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黄巢破广州时,「仅寄居在城中经商的伊斯兰、犹太、基督、拜火教徒,总共就有十二万人被杀害了」,可见其时已不乏犹太教徒。元代史书称犹太人为「木忽」,这本是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称唿(Djuhua),犹太教在华则名为「一赐乐业教」,又俗称挑筋教。可是,经元到明,犹太教却越来越衰,为什么呢?因为其礼拜寺已多改称清真寺,部分人已改宗回教了。缠头用蓝布,人称蓝帽回回。开封所存三座犹太碑铭,一为弘治二年,二为康熙二年,三为康熙十八年,无一例外均自称为清真寺。其寺在明已重修,可见始建当在元代。在元不名一赐乐业教寺而混名于清真,必因回回势大,足以庇教之故。

不过纵使回回人数越来越多,其地位也高于汉人,回回与蒙之王朝的关系仍不紧密。因为蒙古王朝所信奉的仍是佛教,且毕竟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区隔。

明朝兴起,也就是汉人联合了回回驱逐统治者蒙古人的历程。明王朝中,蓝玉、常遇春、沐英,都是回回,足徵其时回人在明王朝中所佔分量。其后郑和以一回人太监而能七下南洋,正因有此背景。

回回也因此不再是中国「境内的陌生人」,不再是客寓者。乃是这个土地、这个王朝的主人之一了。

伊斯兰教在中国,跟它在世界其他地区不同。在其他地方,它总是积极热衷地传教,甚或伴之以武力征服,可是在中国则否。他们以经商为主,也汉化学习汉文汉语,但完全不对外人传教。从七世纪中叶传进中国,到明代这一千年间,《可兰经》既无阿拉伯译本,也无印本,只用手抄方式流传。现有的十一个译本,九位译者,全都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流传也仅以阿拉伯文的型态,这当然限制了它的传布,一般汉人实在无法窥其堂奥。这又更在汉回之间形成壁垒。保障了回教的传承,但也限制了它对外的发展。

明朝以后,情况渐改观。明律禁止各色人等「本类自相嫁娶」,使得伊斯兰教徒必须与汉族等人通婚,为一大变化之原因。胡登洲(1522-1597)创办的经堂教育,则是另一个转捩点。

他所创办这种教育体制,后来影响越来越大,逐渐出现陕西派、山东派、云南派、河州派、新疆派等学派。有特殊的一套语言,也就是「经堂语」,以汉语语法去吸收运用阿拉伯波斯语彙,其型态类似现我们某些归国学人讲科学时使用一种半中不西、汉语语法混杂英文的语言那样。某些时候,受西方语法的影响,他们的汉语也会发生变化。这种经堂语,事实上正是阿拉伯等所谓天方语文要转换为汉语传播时的一个仲介、一个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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