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日本《异民族の支那统治史》与《异民族の支那统治概说》
1.有关「大人」制，船木胜马有一篇关于大人制的研究，〈匈奴、乌桓、鲜卑の大人について〉，收入《内田吟风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集》（京都：同朋舍，1978年），页453～470。而且从「大人」两字的词义开始探讨，
（1）匈奴、乌桓、鲜卑、挹娄、西域诸国皆有「大人」。
（2）乌桓、鲜卑的大人主要是推戴制，但后来有世袭的情况。
（3）乌桓的大人中有称王者，或被汉人政权封为王侯。
（4）鲜卑之大人成为其分割统治的官制。
2.部落解散
游牧民族的基本结构是部落制（政治、军事、社会三位一体），平时聚散无常，导致部族可以迅速改变政治效忠对象，加入实力较强的势力团体，这也是为什么草原中人们期待大汗的出现（也可以说为了要分享更丰富的战果过更好的生活，例如：分享战利品、奴隶等），甚至改变族群认同。像是《史记．匈奴列传》：「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和帝永元中，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夔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
所以如果稍微有涉猎魏晋南北朝史的同学就会知道「胡父鲜卑母」以及「鲜卑父胡母」的这种混血的情形。所以几本上部落的情况是很复杂的，若想了解的话可以参考我所列参考书目中松下宪一着的《北魏胡族体制论》一书，这本书的第一章就将部落解散的概况做了详细的研究史回顾。
在游牧国家形成的过程中，王权与部族长的权力事实上互相矛盾，因此欲加强王权，势必要削弱部族的权力。拓跋珪实施部落解散，将部族固定于土地上（清代盟旗制也类似部落解散），降低部落的移动性、部族叛变的可能性，如此一来也减低大汗出现的可能性，实施像是唐长孺所说的部落人民的「编户化」，但也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看法，如古贺登认为虽然实施部落解散，但是部族并没有放弃游牧生活；松永雅生认为部落解散后，仍然维持着部落、渠帅等；古贺昭岑则认为部落解散是将原部落兵力打散后再编；川本芳昭认为虽实施部落解散，但是到孝文帝改革前仍然是有部落的情形。像是民国初年，蒋中正在北伐完成后也有实施类似的措施，就是「国军编遣会议」，蒋中正利用北伐完成后，兵力太多为理由，将非黄埔系的军队裁减至原本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形成黄埔系独大的局面，这与部落解散有异曲同工之妙。
3.八国制与八旗制
八国（八部）制作为「部落解散」改革的配套措施，并广泛授与旧部酋帅爵位，降低因改革带来的既得利益者反弹，以期达成王权的集中化。但旧有部落的势力仍在，至道武帝死后则出现不稳的情况，因此后来又将之迁往六镇戍边，防卫柔然。八国鲜卑旧民逐渐远离权力核心，埋下六镇之乱的种子。
相对而言，如果与清代的八旗制比较的话，较早之前的学者论述八旗制起先骁勇善战，但后来渐渐衰微，变成绿营崛起，绿营衰微后则是地方团练兴起。这是较早的思考方式。但外国学者认为清代的八旗制能在较长的时间内，维持住满族的族群认同，成为清朝维持少数统治的一项重要机制。相关文献有欧立德 着、温海清 译，〈清八旗的种族性〉，《清史译丛》第七辑、张瑞威，〈谁是满洲人？——西方近年满洲史研究评述〉，《历史人类学学刊》第四卷第1期、盖博坚 着、孙静 译，〈谁是满洲人：综合书评〉，《清史译丛》第七辑、孙卫国，〈满洲之道与满族化的清史——读欧立德教授的《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七卷等。欧立德教授从族群的角度来论述，认为八旗有政治上、种族上的优越性，所以认为八旗并不是单一的制度，而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有机制度，事实上八旗是满清维持力量的重要环节。臺湾也有类似的情形，就是眷村。就八旗而言，对于维持满清的统治有相对积极的意义。
第四节 村落统治
三长制
三长制不同于汉代的三老制，汉代三老主要掌教化。中国早在战国初期，秦献公就已实施过「什伍制」，下令「户籍相伍」，将人民用五家一伍的方式组织编制起来，后来商鞅变法仍承袭此种作法。但这种将户籍与军事动员结合起来的作法，究系是秦人的发明，抑或是习自游牧民族？目前不得而知。根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最为大，左右骨都侯辅 政。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可以看出其军事机动性，部队也能保持高度的默契。
三长制中的邻长、里长、党长还负责自己管内之孤贫老疾者之生活供养，此点非仅是《礼记．礼运篇》之理想，亦有游牧文化之色彩。《史记．匈奴列传》：「孝文皇帝前六年，汉遗匈奴书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使郎中系雩浅遗朕书曰：『右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氏等计，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汉以故不和，邻国不附。今以小吏败约，故罚右贤王使西击月氏，尽定之。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復故约，以安边民，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朕甚嘉之，此古圣主之意也。…………。」可以看出匈奴对于老弱的安置，所以对于老弱的照顾是否就是汉人的东西，或者有可能是胡人的东西。这也牵涉到胡化或汉化的问题。《史记》中记载：「汉使或言曰：「匈奴俗贱老。」中行说穷汉使曰：「而汉俗屯戍从军当发者，其老亲岂有不自脱温厚肥美以赍送饮食行戍乎？」汉使曰：「然。」中行说曰：「匈奴明以战攻为事，其老弱不能，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轻老也？」汉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无冠带之饰，阙庭之礼。」中行说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其约束轻，易行也。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详不取其父兄之妻，亲属益疏则相杀，至乃易姓，皆从此类。」这也可以看出收继婚的习俗与其因生活方式所形成的特殊婚姻方式，如果从汉文化的角度是乱伦的，但是因为基于生活的需要，所以要维持生产力，产生了这样的婚姻习俗。
第五节 土地制度
均田制
其起源有源自三国屯田制、西晋占田制之说，但游牧民族「分享战果」之习俗亦不能忽视。而且根据最近考古之发现，匈奴当时也有农业聚落的出现，其耕作的人有可能为汉人，可能是从汉朝投降之匈奴的人民。西周之封建也有游牧民族的影子，有人认为周人就是较为文明化的羌人，像是征服土地就与族人分享，所以如果从游牧民族的角度来看，这不就是分享战果的思维。张庆捷编着的《四至六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一书也看得出来中国大陆近年来也开始注意这方面的发展。外国方面也有，如注意中国与中亚民族的交流以及唐使及遣唐使的问题都有论述。另外游牧君长之亲征—掠夺—分配（班赐）模式。这也是我们观察胡文化的重点
第六节 汉化政策及其衰亡
胡化或汉化？
现今的学术界对于胡化、汉化的问题有很多的讨论。像是崔浩的国史事件就是其中一个事件，可以从胡化、汉化的角度看出很多问题。近年来韩国的朴汉济有提出「胡汉体制」论，大家可能较少听到，因为我们对于韩文的熟悉较少，所以对于韩国的中国史研究了解就为稀少，所以藉此提出来让大家做为参考。朴汉济认为胡汉体制＋旧侨体制→侨民体制→隋唐世界帝国；强调Synthesis之概念，即是胡、汉文化双方「融合」（Amalgamation）成一新的体制，而非「同化」（Assimilation）或「涵化」（Acculturation）。之前魏晋南北朝对于此一问题的讨论不是用同化就是用涵化，不过朴汉济则提出这样一个新的看法，日本的川本芳昭也大致同意此一说法。这可以参考川本芳昭，〈民族问题を中心としてみ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史研究の动向〉，《中国史学》第11卷。不过朴汉济的相关书籍似乎还没有翻译成中文出版。而对于赐胡姓的看法，朴汉济强调胡人并不会强调所出，不像中国人的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观念。
所以分析唐太宗李世民的血统，有四分之三为胡人，所以我们不禁要问，唐朝是不是中国史上的第一个征服王朝。因为对于李渊的世系分析，很多学者都认为他是胡人，不过对于汉唐帝国的情节而不愿接受。另外很多学者认为唐太宗为什么能当上天可汗，就是因为他们就认为唐太宗就是胡人所以接受。
另外可以看到武则天的例子。就汉人的眼光来看，唐太宗的妾由唐高宗从感业寺接出，最后更立为皇后，做了皇帝，这就是乱伦。但是由游牧民族的背景来看，这是很正常的。
与清代汉化问题的比较
参考何炳棣 着、张勉励 译，〈捍卫汉化：驳伊芙琳．罗斯基之“再观清代”（上）〉，《清史研究》2000年第1期、〈捍卫汉化：驳伊芙琳．罗斯基之“再观清代”（下）〉，《清史研究》2000年第1期。如果大家对这一议题有兴趣的话，可以找出原文精读，对本身将会有很大助益。何炳棣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可以看出其深厚的功力，虽然他是以研究西洋史起家，之后才转而研究西洋史，所以学问上是非常通博的。那这个问题回到刚刚胡化与汉化的问题，其实可以从两方面来看，欧立德认为从族群性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汉人被满化。而八旗制度也相当程度的隔离满汉人民，像是满城便是一例，满城便是满州人居住的地方。到了辛亥革命时，便有对满城的迫害，这是大家比较不知道的。所以虽然是喊出满汉一家、满汉平等的口号，但是还是有很清楚的满汉区隔。
而另一位柯娇燕认为八旗制度是一个被塑造出来的想像的共同体，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传统。所以她认为满州人到了十八世纪才完成了认同的过程，就是从文化性的认同转变成种族性的认同。这也可以看出族群的认同不只是你认为你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别人认为你是什么。另外像是近年兴起的文化研究领域，如：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如去了解的话，可能对于本科的研究有所助益，宽阔本身的视野。像是王明珂老师便是其中一个将文化研究带入历史思考的学者。
第二章 辽的统治中国
第一节 辽史概观
1.依赵振绩教授之研究，契丹之族源共分三系，一为大贺氏，二为遥辇氏，三为迭剌氏。大贺氏出自鲜卑系之贺兰氏，贺兰部为代东部大人；耶律姓氏源于拓跋元魏之先祖王名郁律（平文皇帝）。
2.契丹与西方对中国的称唿（Cathay迦泰）
八世纪时的突厥碑文中（阙特勤碑文），Qitai（契丹）尚与Tabgac（桃花石）并书，可见当时契丹尚未成为中国之称号。后蒙古人崛起，对其南方（包含中国）皆称为契丹，随着蒙古势力的向西扩张，中亚、西亚、欧洲亦以契丹称中国，至今俄国仍称中国为「迦泰」。惟明朝中期以后，域外记中国名称逐渐改为China。
3.契丹的二元统治
刘渊时已採取二元统治（户、落），赵振绩教授认为辽朝之南北两院官制实源自北魏道武帝所置之南北二部大人。
参考书目
郑钦仁、李明仁，《征服王朝论文集》（台北：稻香出版社，1999年）。
船木胜马，〈关于匈奴、乌桓、鲜卑的“大人”〉，《民族译丛》1984年第3期，页39-46。
朴汉济，〈北魏王权与胡汉体制〉，《北朝研究》1993年第1期，页80-89。
朴汉济，〈西魏北周时代胡姓的重行与胡汉体制〉，《北朝研究》1993年第2期，页71-82。
朴汉济，〈北魏洛阳社会与胡汉体制〉，《中原文物》1998年第4期，页94-107。
朴汉济，〈西魏北周的赐姓与乡兵的府兵化〉，《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页29-46。
周伟洲，〈“胡汉体制”与“旧侨体制”论——评朴汉济教授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新体系〉，《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页164-168。
杨恩玉，〈北魏离散部落与社会转型〉，《文史哲》2006年第6期，页105-110。
何炳棣 着、张勉励 译，〈捍卫汉化：驳伊芙琳．罗斯基之“再观清代”（上）〉，《清史研究》2000年第1期，页113-120。
何炳棣 着、张勉励 译，〈捍卫汉化：驳伊芙琳．罗斯基之“再观清代”（下）〉，《清史研究》2000年第1期，页101-110。
欧立德 着、温海清 译，〈清八旗的种族性〉，《清史译丛》第七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页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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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本芳昭，《中国の历史5 中华の崩坏と扩大》（东京：讲谈社，2005年）。
外族，主要是北方胡人，对中国历史和民族构成的影响，确实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