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拓跋鲜卑的汉化

北魏重视中央官学教育的同时,也非常注重恢复和发展地方学校教育,以此作为汉化政策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据《魏书·李传》记载:“相州刺史李上书献文帝:‘……臣愚欲仰依先典,于州郡治阶各立学官,使士望之流,冠冕之胄,就而受业,庶必有成’”[19]。李奏疏表明设置地方官学的意义,献文帝同意并下诏令汉族大臣高允参议郡国学制,制定出中国古代第一个郡国学制模式。据《北史·儒林传》记载:“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四十人。博士取博关经典,世履忠清,堪为人师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于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若道业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齿”[20]。通过材料可知北魏把地方官学教育纳入制度化和正规化,使地方学校教师有常选,学生有定额,教学有常规,这是封建专制文化建设日趋发展的必然结果。

除在郡国立学外,北魏孝文帝时,还在县党设立了学校,据《魏书·高佑传》记载:“郡国虽有太学,县党且有黉序,乃县立讲学,立党小学[21]。说明北魏具有相当完备的地方学校教育制度,地方官学在这个时期得到了普及。

综上所述,北魏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完备的官学教育系统。中央学制与地方学制有机地形成了一个整体和学校网络,不仅加强了地方教育与中央教育的联系,而且加速了汉文化的传播,促进了拓跛鲜卑的汉化进程。

(二)教育内容:以经学为先,儒学为主。

北魏统治者出于加强和巩固君主权力的考虑,对法家思想颇感兴趣。于是教学内容以经书为先。道武帝建国初,即兴办太学,以经术为先。任命儒学家梁越授诸皇子经,组织博士从诸经中撰成《众文经》,作为太学教科书,迁都洛阳后,孝文帝亲定洛阳《石经》为太学的标准教材。

儒家思想仍是北魏政权的基本统治思想,儒学自然成为官学的主要内容。《五经》、《周礼》是官学的基本教材,尊孔祀孔,重用名儒成为北魏发展教育的重要措施。

北魏诸帝非常尊孔,泰常六年(421年)明元帝拓跋嗣首次“祀孔子于国学”,孝文帝时尊孔活动更甚,延兴二年(472年)定祭祀孔庙活动,后又于京师立孔庙,在圣庙举行祭祀礼。北魏诸帝对孔子的祭祀和尊崇,提高了教育的社会地位,维护了他们的统治。

推崇儒学的同时,重用大量汉族名儒。燕风、梁越、卢丑等均以博学封官赐爵,据《魏书·儒林传》记载:“人多砥尚,儒林转兴”[22]。这些汉族人士帮助北魏统治者建立了许多制度。北魏诸帝自幼就接受儒家教育,皇帝用《诗》《礼》《春秋》《易》等儒家经典的次数较多,表明儒家经学在北魏时的兴盛。

北魏时,冲破了两汉独尊儒术的藩篱,相继开创了史学、文学、书法、医学、算术等专科教育,为教育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大大推进和促进了教育的发展。

拓跋鲜卑的汉化在北魏教育方面体现很明显,无论是教育政策,还是教育体制,教育内容各方面都积极主动地吸收汉族文化,以促进自身的封建化进程,北魏统治者推行了一系列教育政策和体制,加速其汉化的同时,沿承了汉族的文化传统,并促进了中华民族各种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三、结语

民族融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主旋律,在这一时期,拓跋鲜卑作为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中的一支,从建立代国到统一北方,建立北魏政权的这一过程中逐步走上了汉化的道路。它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学习汉族先进文明的政策,加速了拓跋鲜卑的汉化进程,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拓跋鲜卑的各位统治者不仅重用汉族士人,学习汉族的统治模式与社会制度,以促进其少数民族政权封建化的进程,稳定其在中原的统治地位,而且推行汉化教育,学习汉族文化、兴汉学、习汉制,使得优秀的汉文化在北方得以继续传承。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拓跋鲜卑统治者的汉文化素养,提高了其统治能力。总之,这一系列措施促进了拓跋鲜卑自身的汉化进程,加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同时也推动了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发展,拓跋鲜卑突出的历史作用与历史功绩应得到充分的肯定。

参考文献

[1]魏收.《魏书》卷二十三《莫含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03.

[2]魏收.《魏书》卷二十三《卫操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4.599-601.

[3]杜佑.《通典·职官十三》引《晋令》[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魏收.《魏书》卷二十三《卫操传卫雄附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602.

[5]魏收.《魏书》卷一《序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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