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回鹘文文献研究

敦煌莫高窟回鹘文文献研究

回鹘-回鹘文文献研究上演“接力赛”-第2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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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的回鹘文文献残损严重,许多词语难以辨认;如何考证文献中出现的梵语和佛教用语、忠实地译出千年前的回鹘文诗歌又不失韵文的特点……这些工作耗费了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在他的新著《回鹘文诗体注疏和新发现敦煌本韵文研究》问世后,这种“死文字”所记载的历史画面,随着研究而“复活”。

迎难而上,研究过程也是不断学习的过程,这位哈萨克族教授的经历,正是几代献身回鹘文文献研究的中国学者的一个缩影。

回鹘文化“破土而出”

回鹘文的创制时代因缺少明确证据而难以确定,这一难题长期困扰国际学界,有学者认为其应产生于763年后不久。而酒泉文殊山万佛洞新发现的回鹘文题记,则为回鹘文使用的下限提供了重要证据,表明直到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回鹘文与回鹘佛教徒仍存在于河西地区。

回鹘频频出现于唐代史书;而宋元时代,中原王朝对回鹘的记载稀少而模糊。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发现于敦煌藏经洞和吐鲁番等处的回鹘文文献,为学者打开了一道“时光之门”。流行于宋元时期的回鹘文,被广泛用以书写诏告敕令等,所留下的文献资料,成为今人认识与研究回鹘与中亚诸族历史文化的无穷宝藏。

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杨富学提出,可以说,世界上少有哪种文化能像回鹘文化这样多地受惠于出土文献。20世纪以前,对回鹘文文献的知识及回鹘文化的了解,主要局限于汉文文献等史料中一鳞半爪的记载和传世的几件回鹘文文献。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随着回鹘写本、刻本的发现和研究,学者才得以对回鹘历史文化有了重新认识。

现存的回鹘文文献经历了数世纪自然界的风风雨雨和人为的掠夺破坏,幸免保存至今者只是凤毛麟角,但这些断简残篇依然包含着那个远去时代的社会文化信息。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张铁山如是表示。

不再“大海捞针”

在回鹘文献学的研究中,西方学者曾先行一步,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而经过冯家昇、耿世民、李经纬、伊斯拉斐尔·玉素甫、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等几辈学者的努力,我国学者的回鹘文文献研究已在国际学界占有一席之地。

20世纪末,敦煌研究院的考古工作者对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进行了数次考古发掘,其中,出土了一批回鹘文文献。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认为,对这批文献的研究将大大丰富回鹘文文献学的研究领域,也将为我国的专家学者争得一定的学术话语权。

在他看来,这批文献虽多为残片,但可将它们与收藏在世界各地的其他文献进行对比研究,可互补残缺部分。而以前未发现的部分文献,如编号为B128:18的押韵诗歌、《佛祖历代通载》和其他一些诗歌和题记,都将丰富对于回鹘社会等的认识。

针对回鹘文文献分散收藏于国内外给研究带来不便的状况,杨富学建议编纂一部更完善的《海内外回鹘文文献总目》。他表示,如能编制一份海内外收藏回鹘文文献的总目,让研究者有一本明细的“账目”,无疑会给今后的研究带来便利,不然学者常会有“大海捞针”的困惑。

破解“青黄不接”

近年来,老一辈学者或谢世,或退休,加之学科知识结构的要求等多方面影响,我国高校的回鹘文文献研究机构遭遇了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的难题。

回鹘文文献研究,要穿梭于佛教文献、古代西域语言、民族语言、现代语言、外语等之间,需要底子厚、视野广的“高精尖”人才,其培养具有长期性和特殊性,无法一蹴而就。

张铁山告诉记者:经过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和研究,具备一定研究基础的人才,往往因为一些规定,不能留在本校从事研究和教学。此类的问题还很多,需要多部门统筹规划,协商解决,否则人才队伍青黄不接的现状还将继续。

杨富学建议,要寻找一条人才培养的新路子。在本科阶段要抓好基础,在攻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期间,给以宽松的学术环境,使其能够静心、安心学习。多看能力、少看分数,加上当前良好的生活与研究条件,才能“江山代有才人出”。

敦煌莫高窟回鹘文一定会取得突破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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