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后人锡伯和满族的关系

多数的观点认为,锡伯是鲜卑后裔,锡伯属满通古斯语。而历史上的鲜卑源于东胡,操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这里有矛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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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回顾一下满族的历史及构成,满族是中华民族构成的主要民族成分之一,清代的满族在爱新觉罗皇室的领导之下,和中国各民族共同努力缔造了 至于满族的形成,其实是由清太祖努尔哈齐在统一了当时东北地区各女真系统的各部族后,再由他的继承人皇太极人为的选择了「满洲」这个新名称,来统称这个新兴的、但是却以古老的民族血缘为依据、共享政治、经济利益所整合成的新利益族群。当然这整合过程中,有先后加入的族群,也有虽属于同一族群,却因为地处偏远地区,或当时隶属于其它民族或势力管辖的部份,经过不同时期方才逐渐并入了满洲民族的。构成满族卅六个部族中,锡伯、索伦、察哈尔等部族就是大致分为先后两阶段加入满族阵营的。当满清入关时已加入满族号称「从龙入关」的部份,就和其它部族一样,分编在八旗中,统称「佛满洲」。其实,「佛」一字是后人区分时,加以美化的名称,满语「佛」的意思指「旧;旧的;老的」,也就是旧满洲、老满洲的意思。而在入关以后,迟至康熙年后才归顺清=的同一部族的其余部份则称为「伊彻满洲」,「伊彻」二字满语原意是「新的」,也就是新满洲的意思。

               至于构成满族的各个部族,先后约有卅六个部族,而这些部族的源头,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名称。例如清代所称的满族,在金朝就称为女真。据史书上记载,在东北地区曾经先后出现过辽代的契丹、较早的鲜卑以及更早的肃慎、靺鞨等不同名称。史学家常对以上各民族与后期的满族是否有直接关系,抱持相当存疑谨慎的态度。但是由于这些民族的文字性史料相当缺乏,基本上在贫乏的史料中,又绝大多数是取自汉文数据的记载,这种情况使得我们对古代边疆的非汉名族的发展情况实在很难掌握。幸好,近年来逐渐出土的文物古迹使得人类学、民族学在考古知识方面的增强,对于重新认识许多地区民族的来源或演化帮助很大。综合历史、语言、人种、考古以及社会与民族演化发展的经验,对于满洲源流民族的认知,似乎可以做出以下的归纳。第一,满族的族称,名称是人为的,是当时为了一个政治的、经济利益的目的,而创作出来整合各个部族的统称。第二,构成满族的各个部族,来源其实相当驳杂,但可以代表那个时代,东北地区各种民族及利益团体,其中也包含了满化了的汉族旗兵在内。第三,语言方面来看,自古民族间经过征伐、迁徙、贸易、天灾人祸都会造成语言的相互融合与同化。而东北地区,除了汉语系的民族外,其余不论是女真、契丹、蒙古、朝鲜以及更早的鲜卑等,都属于阿尔泰语系。满语所属的是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其实各部族之间语言上的差别,若是比诸汉语系中南方与北方各地所产生的方言而言,可能还更小一些。但是在各民族中因需要而发展出文字系统后,因往往是拼音文字,与汉文方块字的统一体系根本上有所不同。以致阿尔泰语系的拼音文字很容易将小的差异扩大,而化同为异,使一种语言看起来像是好几种语言。而汉字却可以将不同读音的方式消除了语音上的差别而化异为同,更拉近了不同民族间的关系。所以很有趣的是,汉民族的语言分类,一般而言是博大宽松,兼容并蓄。即使语言上大有差别的如温州话、广东话、上海话、山东话、湖南话,互相之间根本是无法沟通的语言,也因为主观认同及同文效益,都会视为一体。反过来看,北方许多民族,语言上同属于阿尔泰语系,甚至同属于通古斯语族,却因文字属于拼音系统,而往往以少许发音上的差异,就被划分开来成为所谓的不同民族,由此看来,分类者的偏见与文字的魔力,综合在一起的效果真是惊人呢!

           满族以清代官方的观念来看得话,似乎长白山上的天池就是所谓的龙兴之地,满族的发源所在。根据满族神话故事所述,三仙女沐浴于天池时,第三仙女佛库伦因巧捡红色果实含于口中,而无性生殖地怀了孕,生下满族爱新觉罗的先人布库理雍顺,就是这种共识的根据。但是清之前女真人的金朝,以及更早的渤海国,又有各自不同的神话及发源地传说,而构成新兴的满族的卅六个部族,又来自东北的四面八方,显然又各有不同的发祥地与神话故事,那么,要信谁的说法才对呢?
           就以满族锡伯部族来说,清初加入满洲的部份,都早已融入并化成为老满洲的一部份。但是等到康熙年间,才由科尔沁蒙古经清=支付人头费转入八旗的锡伯族,却是一支称为新满洲的簇新族群。锡伯族当时所使用的是满语及满文,倘若硬要找出和满族的差异,恐怕只有因为地域所造成的少许不到百分之二、三的发音或用词上的差异。事实上,今天所有的满族大多以同化于汉族,使用着汉语、汉文,反倒是那群新满洲锡伯部族中的一部份,在乾隆年间移防新疆伊犁戍守边疆,在特殊的边防环境与相对孤立的条件下生活的大约三万多人,还保留使用了满语及满文的习惯。
           但是,也就因为锡伯部族几乎独一无二保留了满洲的语文,相对于几乎以完全使用汉语文的其它满族,形成了差距,造成许多锡伯部族的人,认为自己与满族不同,关系不大。进而在追寻自己的历史根源时,其中大多数以认定自己就是古代鲜卑民族的后裔的看法,最被接受。除了锡伯的发音与「室韦」汉字翻译的古音接近之外,特别是于一九八○年在现今内蒙古境内,大兴安岭北部发现的嘎仙洞古迹,提供了另一历史数据。这个考古成就与锡伯族所流传的一些历史传说有颇多相符之处,使得锡伯部族就是鲜卑后人之说几乎构成了一个浪漫的、完整的族源故事,也让持锡伯部族不同于满族论调者精神为之大振。
           然而,就算锡伯族确实是鲜卑族后裔,也不能否认掉锡伯与满族千丝万缕的亲密关系。前面说过,东北民族和内地汉族一样,不同语言或方言的族群在不同时代由于历史上政治更替的因素,族群间进行着激烈的融合。换言之,每每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了当时统治所需,又将各族群进行新的分类或统合。这样经过数千年的融合作用后,其实民族的界线已经模糊了,大家早已形成你中里有我、我中里有你的现象了。真要在已经是融合过后的产品「现代人」身上再还原找出某一民族特殊而直接的历史族源关系,实在是一件不容易验证的事。但是作为一个多元来源的族源探讨的话,当然可以找出几点较为明显的源头。在这种考量之下,鲜卑民族当然可以理所当然的被认为是锡伯部族及满洲民族的祖先的成员之一,而鲜卑民族发源地嘎仙洞当然也可被视为锡伯及满洲民族发祥的祖山之一了。
           嘎仙洞古迹可以算是一个近代考古人类学上的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发现。过去据北魏以来的史料,就曾说明五胡十六国时期北魏与十一个鲜卑民族所建立的北方王朝的祖宗发祥地是在大兴安岭中,但是苦无实际的证据,因此学者众说纷纭,对于鲜卑民族的发祥地始终无法确实定夺。

           一直到一九八○年,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居然发现了一个位在大兴安岭北部的花岗岩山洞,在山洞入口左侧的石壁上,青苔覆盖下,赫然出现了一些一千五百年前北魏第二代皇帝拓拔焘所颁布的文字,这些文字是由拓拔焘的使臣李敞等人亲自赴此石洞祭拜后,并将拓拔焘寻根祭祖的缘由为文刻印在石壁上所产生的作品,于是『魏书』中所记载的「鲜卑石室」终于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据说远古时期,北魏拓拔氏的祖先鲜卑民族,发源于以嘎仙洞为中心的草原及森林交接地区,在那儿以游牧渔猎及农耕的混合方式生活了约有三、四千年之久后,由于人口增加,生活开始感到压力,可能再加上一些其它的因素,终于导致民族的南移,随后经过相当年月后,陆续建立了横跨华北、漠北、东北的鲜卑民族王朝,期间也参与或领导了一些文化建设,例如敦煌及云门的佛教艺术以及大量的佛教经典翻译工作,提供了中华文化发展极佳资源。

           到了北魏第二代皇帝拓拔焘的时候,拓拔焘突然想到鲜卑民族的祖先离开发祥地嘎仙洞的故事,并据先人告知当时还有一批鲜卑先民的祭司、武士奉命留守在祖先的发源圣地,也就是一个祭祀神明与祖宗的天然花岗岩石洞。因此派遣了侍郎李敞组成探访团,经历千辛万苦找到了位在北方大兴安岭中的嘎仙洞。嘎仙洞的原意,在古代鲜卑语与现代满语(锡伯语)中都是指「聚合、村落」的意思。
           令李敞十分震惊的是,居然当年留守的鲜卑族人仍然生活在以嘎仙洞为中心的草原及森林地带。当拓拔焘听到这个报告后,感动欣喜之余,就将这一段历史始末写成文字,命令李敞再度回到嘎仙洞,将全文刻在石洞内侧的石壁上。
           但后来又经几百年,鲜卑王朝随着南北朝时代的完结而融入以后的隋唐大时代中去了。嘎仙洞的留守鲜卑族人也在人口曰增下,逐渐南移,离开了曾经生活过三、四千年的嘎仙洞地区。这批最后才离开的神庙的守护者,又经历了十八年在大兴安岭游猎的生活,逐渐迁移到松花江附近安顿下来,也就是构成后来的锡伯族的主要成份。到了元、明、清又分别随着人为的统治而纳入满洲民族的阵容之中。
也有很多学者认为锡伯族不是满族,原因及理由大概可以为分为以下几点:
第一、锡伯部族比较构成满族的其它部族,较具备独立性。以锡伯部族加入满族的时间来看,前面曾经说过,大致可分为满清入关时及入关后两个阶段,最迟曾至康熙年间。而入关前的锡伯部族,在清政府的改革下,与其它部族一样,全部打散后,平均编制在满洲八旗部队之中,且有别于绿营汉军和蒙古八旗。而等到康熙年间才经过谈判而经由科尔沁蒙古转入满洲的锡伯族军民,虽然也照前制编入了各地的满营或混居满营附近,但当时他们由于新近加入满洲,生活上还保有游牧民族的习惯,教养上也与其它融合较为久远的部族不同,因此态度桀傲不驯,在康熙赐宴酒会上醉酒闹事,受到康熙申斥及责罚。但等到乾隆时期,为了遣派新疆战事之后的屯垦边防部队时,却又不得不从已经散居满洲十八个不同地点的锡伯官兵中挑选了约三千多人,集中起来派驻新疆屯驻。当时的理由是:(一)其它满族八旗(含早期加入的锡伯部族)早已安居落户,不便再抽调移防(二)锡伯部族长于骑射、战斗力与兵器制作能力为八旗之冠。在这种历史发展的巧合下,形成了满族卅六个部族中,唯一能够重行集中以自己部族面貌移居的例子。
第二、移防新疆后,锡伯部族主要聚集在伊犁河南岸一直到边境的地区,负责防卫新疆北疆的边防。另一方面,经乾隆特准,锡伯营可以拥有土地开垦权,但同时自动放弃享受皇粮。这种地处边陲,自力更生,边战斗边生产的生活方式,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因此也形成了新疆锡伯部族一种较特殊的危机意识以及小团体的聚合力。
第三、当时移防边疆时,也有满洲八旗(即佛满洲、老满洲)同往,除了清政府对新旧满洲八旗确实有些差别态度外,由于老满营所驻防的地区多在城市中,另外也没有选择自行开垦耕种的方式,仍然接受清政府的皇粮,因此在大的生活环境条件下,到了民国初年老满营即已在文化语言上彻底汉化。
这在锡伯部族的眼中,逐渐形成了混淆视听的现象,造成一般锡伯族民众根本不知道满族和自己的语文原属相同,而误以为所谓满族也就是汉族的一支,甚至以为「他们」满族根本是说汉语的。
第四、历史上曾累积的一些不愉快的回忆,产生了发酵作用。清太宗曾为了在政治上减少关内明朝政权的敌意,故意划清与曾经南下的女真人金朝的关系,谎称满族不是女真的后代,只有「席北超墨尔根之裔」才是「珠申(女真)」,他说「夫珠申者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满洲讳号,统绪绵远,相传奕世」,但事后,满族得了天下,还是承认自己是女真后人,这就证明以前的说法具有权宜性。不只如此,清入关后,又作了多次的澄清,列举出满族中的每一部族,当然,锡伯又是其中之一。
但是,这个清初排除锡伯部族的记载,加上康熙因不满锡伯部族喝酒闹场而予惩罚之事,似乎成了现代锡伯知识分子希望淡化自己与满族关系的最佳证例。
第五、新体制与现实利益的作用。在一九四九年新政治、经济、社会体制之下,民族分类工作加强落实了。在以语言及意识等多项标准下,锡伯族沿用盛世才时代以来的分类方式,正式成为一个民族。锡伯族在新疆仅三万人、东北地区有十七万人,合计大约廿万人,是少数民族中的少数。作为一个真正的少数民族中的一份子,在现行体制下,在生育及教育等方面,都享有政策的照顾及优惠,但若是归类在满族之下,由于大多数满族在文化及语言上都已同化于汉族,能享受的实质优待有限,此外,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期间,当个满族似乎更容易受到批斗,以致那时许多满族忽然变成汉族以避祸。因此,在这些现实利害关系衡量下,一种较为自立性的认知就愈形强烈了。
只是事实就是事实,以上这些理由或原因,仍然无法否认下列事实:
第一、锡伯语文就是满语文或者说是极相近的语言。
第二、除了及少数蒙古姓氏外,所有锡伯姓氏都是满族姓氏。除非锡伯族愿意承认或证明自己原来有姓氏,后来在什么时候放弃了,或干脆证明自己本来无姓氏,后来是借用了满族的姓氏。
第三、历史档案中,无论是佛满洲或是伊彻满洲里都有锡伯部族的名号。
第四、东北各个民族一直在进行着战争与融合的动作,就算锡伯部族确实是鲜卑的后裔,那也不能否定满族之中可能也有鲜卑的成分。试想北魏时鲜卑民族可是长城内外的一个大族,传国一四九年(三八六至五三四),北魏孝文帝元宏,改拓拔姓元,禁胡服胡语,引导大群鲜卑人成了汉人,这可不意味着鲜卑民族就此灭绝了,他其实借着新的姓氏与族称继续发展着,今天,谁敢保证某一个汉人是「百分之百」的汉代后裔?满族融合了东北卅六个部族,其中当然也包含有鲜卑的成分。那么,鲜卑民族的祖先发祥地之一「嘎仙洞」不也正是今天满族、汉族以及许多民族的共同祖先的发源地之一吗?

综上所述,东北历史民族融合是主流,锡伯先民源于鲜卑拓跋部大鲜卑山留守部落,但千百年来,不断与周边其他部族融合,血缘上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语言文化方面则彻底放弃了最初的鲜卑阿尔泰语系蒙古语,随着与满-通古斯族群的越来越多的交流融入,锡伯变为和满族一样的满-通古斯语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