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刘敦桢没能详细测绘的河北新城县开善寺大殿，也于1957年得到详细测绘，由祁英涛执笔发表了调查报告《河北省新城县开善寺大殿》86。由于新城开善寺大殿没有找到明确的年代记载或题记，故作者运用学社总结的方法，将重点放在判定建筑年代上。
各地文物部门的文物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普遍开展，最重要的发现是河北涞源阁院寺文殊殿87。又一处珍贵的辽代木构建筑被找到，这也是迄今最晚发现的辽代木构建筑。
考古工作者钻探、试掘、清理和主动发掘的收获相对更大。仅内蒙古一省在1957-1960年就在内蒙古中、南部调查或发掘了包括辽上京、辽中京在内的11个辽代城址88。大同近郊及山西东北部、辽宁、河北、内蒙古均发现辽代墓葬，以辽代中晚期为多89。考古工作者在撰写发掘简报时大多注意到建筑上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对建筑学有辅助作用的部分；但他们中不少没有从建筑史学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记录不够详尽，角度不够全面，不利于建筑史的判断与总结。对于如何在考古发掘中做好对古代建筑研究有用部分的记录，一直未见有研究者系统地分析总结一套方法论，这种对考古材料和方法论均缺乏总结和回顾的情况必然影响了古代建筑史的研究和发展。
1957年刘致平出版的《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90一书行文简洁而较多综合性的思考。该书对建筑先按照类型分类，在每种类型内再以年代为轴叙述，这种体例与此前的建筑史不同，然而具有别样的优点：在每种类型内可以大跨度联系和对比各年代的同类建筑，依年代演变的线索显得更清晰更连贯。同时，作者对类型的划分严谨而精准，对模糊之处做了考证。此外，作者比以往的研究者更注重从社会经济、技术、宗教等方面探究建筑演变的缘由，由此产生了更深入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涉及经济技术宗教等诸方面时是紧扣着建筑形式与结构的演变考虑的，其推证方向是从实例到实例总结，再结合社会背景分析的，而不是直接从背景漫无目的地拉扯到演变规律上。这点是值得当今某些研究者反思检讨和深刻学习的。
遗憾的是，也许囿于篇幅，作者的一些观点没有展开，只作了结论性的叙述，因而有些观点论证不够清晰。另外，限于当时条件，已知材料仍不够充分，对已知材料的了解仍不够全面，有些观点只能是推测性质的；当然，这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好的研究线索。
1966年陈明达经过详细实地测绘和对数据的分析研究，发表了《应县木塔》91这部专论。在实测所得精确数据的基础上，作者从数据中总结规律，以材为祖，寻找决定全塔设计手法的模数，并由此推测当时塔的设计方法与原则，得出了新的结论，比如，当时可能以周长作为全塔高度的设计比例。这种研究方法是前所未有的，它将古建筑研究工作从现象调查与形制总结的表面，深入到设计手法理论的层次。由此，陈明达总结了他独特的研究方法和方向；后来不少研究者也深受其启示，开始探讨中国古建筑的设计方法92。
从1959年到1966年，刘敦桢主编完成了《中国古代建筑史》93。
该书最重要的贡献，就是首次完成了对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明确分期。由于唐代及其以前的建筑实例稀少，而辽代建筑是从唐过渡到宋、金的关键，所以辽代建筑实例是衔接唐代以前和宋代以后建筑历史的重要部分。可见，此前中国人对辽代建筑的研究成果不仅构成中古时期建筑研究的主体，还使整个古代建筑史分期成为可能——由辽代建筑实例承上启下，结合其它时期的资料，才使研究者们对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整个构架和脉络有了清晰的认识。
在实例分析上，该书分析总结了天津蓟县独乐寺山门、观音阁、山西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善化寺大雄宝殿、河北新城县开善寺大殿、辽宁义县奉国寺大雄宝殿、山西应县佛宫寺释伽塔、山西灵丘县觉山寺塔、北京天宁寺塔、内蒙古巴林左旗辽庆州白塔和河北涿县云居寺、智度寺砖塔的情况。这些材料都是建立在以往研究材料的基础上的。不仅如此，该书对木构建筑、辽塔的分类、特点等分析总结比以往深入，概括增多；对辽代建筑与唐代、五代的相承关系多有总结，并分析了辽的某些做法对金、元的影响；对辽代建筑受地域的影响也有分析。文中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比如，作者提出独乐寺和佛宫寺都采用了以建筑体量的视觉范围定总体布局的设计方法。这些新观点都表现出中国研究者对辽代建筑研究的更深入认识。可惜的是，由于编史的篇幅限制，有的新见解只能是论断性的叙述，没能加以解释。另外，已毁的天津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河北易县开元寺毗卢、观音、药师三殿、山西大同下华严寺海会殿以及新发现的河北涞源阁院寺文殊殿都没有介绍。
在体例上，《中国古代建筑史》将宋、辽、金划为一期，在大的时间段下，依然沿用了梁思成的方法，按建筑类型叙述，但类型更为全面丰富。然而，在城市、住宅（包括家具）、园林、经幢、陵墓这几个重要建筑类型上，仍然未专门介绍辽、金的情况，只是偶尔提及，远不如对宋代建筑类分析得那样全面。可见，当时尚无时间精力对新的考古发现和一些辅助材料（如墓葬、石窟、壁画、绘画等）进行关注和分析，对佛教建筑（木构和塔）以外的辽代建筑仍未开始深入研究。不过，该书将建材、技术、艺术（塑像、彩画等）单列为一节进行综述，重视辽代木构建筑的分析，是胜于以往研究的。
（五）1975年至今
十年动乱后的头几年可视为过渡时期，相关文章多为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介绍性文字94，基本沿用以往的研究成果。在考古发掘中最大的收获是1974年辽宁法库叶茂台公社辽代砖墓里发现的棺床小帐，这是继薄伽教藏壁藏之后又一例辽代小木作遗物，对研究辽代建筑原貌和《营造法式》小木作部分的研究都很有价值。曹汛发表的《叶茂台辽墓中的棺床小帐》95采用测绘、查阅文献、研究碑文题记、比照实例和《营造法式》、分析附属艺术、分析功能等多个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沿用了营造学社对大木作研究和薄伽教藏壁藏研究的工作方法。更重要的是，作者注意到当时工匠施工技术的一些做法并加以分析探讨，是以往研究较少重视和论及的，为研究分析提供了新的思路。
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古建研究者发现了新的研究思路：分析抗震性能。罗哲文的《谈独乐寺观音阁建筑的抗震性能问题》96和孟繁兴的《略谈应县木塔的抗震性能》97就对这两座辽代高层建筑在历代大地震中保持不倒的力学原理作出分析。这不仅仅对古建筑研究有所进益，更是对当时如何改进新建筑的抗震性能提供了参考。两位作者均从现代建筑力学原理分析古建筑的结构作用，这种思路其实在梁思成最早的研究中已有初步体现，在此后得到了更多的应用。他们也没有忘记辩证地分析问题，对古建筑不利于抗震的部分也作了分析。
1981年陈明达发表了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古代建筑史研究的基础和发展》98。这是从中国人开始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以后第一篇专注于建筑史学科本身发展的文章。陈明达首先指出：为明白古建史需要继续研究什么，必须先回顾这一学科的创始、评价迄今的成果。可见，学术史的回顾和总结是不可或缺的。
文章对从中国营造学社创立以来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工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对解放前营造学社的工作、解放后已有的学术进展都作了概括。他认为：
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始于1929年创立的中国营造学社。
起初学社只做文献搜集、考订工作，1931年梁思成到社后才开始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将古建史作为物质文化史、建筑科学的一部分，研究古建形式、结构等技术的创始、发明及发展过程，研究它的建筑学理论等等；为此首先要认识建筑的时代、形式、类型、构造方法、构造法与构件的名称、功用、尺度确定的方法等，故第一项具体工作便是测量实例，绘制成图。
其次是读懂两部技术专著：则例与《营造法式》，以了解技术实况。则例由老匠师对照实例讲解；《营造法式》则参照清法，对照实例证实。花费近几十年读懂全书，梁思成才开始写《营造法式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