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相当于绪言的部分，梁详细记录了调研旅行经过，并提出：因为时代情况不断变迁，“纪行”在现代科学性的实地调查报告中也是个必要部分。
其次，他提出应如何正确撰写报告中的沿革部分：寺史记录的应该是该寺建筑方面的原始、经过，和历代的修葺，和与这些有关的事项。
再次，他在叙述附属艺术的部分指出：判断塑像年代的其中一条规律是，陪衬部分比主要部分落后，即主要部分已充分表现某时代色彩，而陪衬部分尚保持前期特征，这是必然趋势。由此可见，他对附属艺术相当重视，并以之作为鉴定建筑年代的佐证。他在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在调研建筑时具备从雕塑、壁画等附属艺术中发现问题的能力73。
最后，在分析方法上，他更加详细地指出：应以该实例与我们所知道的各时代各地方的建筑比较，包括《营造法式》、则例，以及河北、山西已发现的辽建。他的思路有几点：
首先，时值梁刚完成《清式营造则例》，而对《营造法式》尚未解读甚了，故梁多将被调查的实例同已知清官式建筑做法、清则例规定，以及已知的辽代建筑和清式建筑相互对照比较，意即参照清法，对照诸实例，以解读《营造法式》；所以他不仅提出要与已发现的辽建比较，也提出要与各时代各地方的建筑，尤其是已知较多的清式建筑比较；不仅要与《营造法式》比较，也要与则例比较。
同时，若纯粹从治学方法的科学性而言，历史的发展是连续的，某一个时空的历史必然由之前的历史而来，并对其后的历史走向产生影响，也必然与同一时间相关空间内历史状况有所关联。建筑史亦如是。所以，为更好地理解辽代建筑的来龙去脉考虑，也应该联系各时代各地方的建筑而比较分析。
梁的这个分析方法还蕴含着他欲构筑建筑史的思想。他在美国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求学时的经历促使他要写出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建筑史。为构建中国建筑史全局考虑，研究分析辽代建筑就不可只局限于“辽”字所控制的时空概念，也不可只局限于某一个地区、某一个时段。
此外，梁思成在《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中进一步完善了他的调查报告体例：一、行程；二、寺史；三、重要单体建筑：首先阐释研究方法论，然后分部讲解平面、立面、柱、梁枋及斗栱（a.外檐构架：各铺作、槫枋、角梁；b.内檐构架：乳栿、三槫栿、四槫栿、平梁、太平梁、两山上平槫及枋、两山中平槫及枋、顺梁、前后上平槫及枋、下平槫）、举折、屋盖、墙壁、装修、附属艺术（塑像、匾额、碑、佛具）；四、结论。与《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的文章体例相比，该文结构更加清晰，对建筑各部分的分类叙述更加细致分明。
次年（1933年），以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梁思成和文献部主任刘敦桢二人为首的一些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前往大同调研，之后梁、刘共同发表了《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
纪行部分的一段话可谓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方法论核心：“我国建筑之结构原则，就今日已知者，自史后迄于最近，皆以大木架构为主体。大木手法之变迁，即为构成各时代特征中之主要成分。故建筑物之时代判断，应以大木为标准，次辅以文献纪录，及装修，雕刻，彩画，瓦饰等项，互相参证，然后结论庶不易失其正鹄。本文以阐明各建筑之结构为唯一目的，于梁架斗栱之叙述，不厌其繁复详尽，职是故也。”74
这段话首先指出了中国建筑不同于西方建筑的最显著特点即是“皆以大木架构为主体”。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建筑的年代判断方法，“应以大木为标准”，其次才是文献纪录等等；然而文献、装修、雕刻、彩画、瓦饰各项也是有辅助作用的，要“互相参证”。这个年代判断方法决定了研究者的调研报告要以“阐明各建筑之结构为唯一目的”，所以调研的时候要对“梁架斗栱”的情况有最清晰详尽的掌握，以准确说明判断年代的依据。这就对中国建筑研究的年代判断方法和调研方法作出了方法论总结，奠定了此后中国建筑历史研究方法的基石。
《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对学术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在于其分析方法上的变化：不再对照清官式建筑与清《工程做法则例》分析辽代建筑，而更重视已知辽代各实例间的比照；并且更进一步，尝试对大同地区的辽金建筑作出时代性与地区性总结。就辽代建筑来说，在时代性上对辽所受唐影响、辽建的特点、辽宋的区别、唐辽宋金的过渡与发展等问题提出了看法；在地区性上，指出燕云一带可能具有地方做法，首次开始从地域限制来分析做法异同及其原因。这些新的总结分析方法乃是中国古代建筑史得以分期的基础，是从现象深入实质的最基本方法，开创了此后建筑史研究最重要的思路。
另外，该文在以往报告的基础上更加明确地指出：
在文字叙述上，由于辽代术语无由探悉，故以宋《营造法式》所载代之，或以清式术语承乏其间。
在具体测量上，由于辽代建筑年代久远，木构件容易产生变形，故实测尺寸取三次之平均值，方为科学。
另外，经过此前多篇调查报告的摸索之后，该文形成了成熟的体例：一、纪行；二、寺的概况：位置与方向、创建年代考据、历史沿革与修缮变迁；三、重要单体建筑：功能类型与重要性、台、平面、材栔、斗栱、柱与柱石、梁枋、屋顶、墙、门窗、平棊藻井、彩画、附属艺术、碑、小木作；四、结论。该体例成为后来调查报告模仿沿用的范例。
总之，《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是中国人首次对特定地区的辽金建筑进行总结的学术论文。该文不仅提出了中国古代建筑年代判定的根本方法，还提出了时间性和地区性总结的分析方法，这二者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分期的必需，使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构建成为可能。同时，通过对已知辽宋建筑的区别，逐渐加深了对《营造法式》的编修目的、应用范围、应用方式、与实例的异同等问题的认识，有助于《营造法式》研究。
由该文开始，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明确了测绘调查方法、年代判断方法、分析方法、总结方法、表述方法和行文体例等各方面，该文成为后来中国研究者揣摩、学习和深入探究的经典。
1935年林徽因、梁思成发表了《平郊建筑杂录（下）·由天宁寺谈到建筑年代之鉴别问题》。如文题所述，该文以北京广安门外天宁寺塔为例，从各方面详细阐述了鉴别建筑年代的方法。
在文章开头，作者指出鉴别年代不能靠一般人的传说，亦不能不加考证地引用碑记文献；随即，将鉴别年代的正确方法概括为“按塔的式样做实物比较，将各部构件逐一与各时代其它砖塔对比，再由多面引证反证所有关于该塔的文献，……不难以实物比较的方法，用科学考据态度辩证其确切年代”，而“这本为今日治史及考古者最重要的工作”75。这强调了以实物比较的方法鉴别其确切年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