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碑传的写作者与徵求者

从上述二段的陈述，以墓志碑传的记载，及墓主的家庭背景二者比对，有不相合之处。为解决此疑问，试从墓志碑传的作者及徵求者进行探讨，或许是方法之一。

文本的九位作者的身分，大约分为二种，其中八位为汉族士大夫，一位为汉化甚深的色目进士。墓志的徵求者，则有家中的成员，如汉人或汉化程度不等的儿子、丈夫及手足，或由朝廷下诏撰写。

从作者及徵求者观察。由于「墓志碑传」的文体，是汉人社会中特有的产物，当然是以汉人的价值观念来书写非汉族女性，以士大夫的社会秩序来塑造非汉族的女性。架构「旌表」贞节及孝道的政府单位，从法令的方向观察，也应是在同一思考下进行。在蒙古、色目女性的生活记录中，作者及徵求者选择合于「汉族」、「士大夫」标准的部分加以铺陈。因此，在墓志碑传中，读者看不到任何关于蒙古、色目的价值观，只有她们的名字（或长辈的），让我们发现她是一个「非汉人」。

结论

透过以上三个主题探讨，可知作为一个元史研究者，在阅读、分析墓志碑传中的蒙古、色目人时，是不能即刻推论他们受到汉文化影响的程度。在决定她∕他的文化意向之前，必须有一翻仔细的推论，才能挖掘到史料背后的真象。

近来人类学的研究中，说明汉族士人在书写边疆少数民族事物时，往往利用边境特殊生活习俗，强化其「异己」的事实，刻画华夷之间的鸿沟。然而，元代的士大夫，却反行其道，透过墓志碑传的写作，将汉族的意识型态，灌注于蒙古、色目人身上，以「同化」的方式，呈现属于他们的种族偏见。

而这种汉族士大夫的种族偏见，在蒙古所统治下的多元种族社会中，有着什么样的特别意义？笔者试者从以下二点说明。其一，士大夫文化的扩展：藉着元代多元文士圈的形成，透过座师与门生的关系、或同年情谊间的墓志碑传请託，使这种偏见扩及至部分的蒙古、色目科第之家，促使已有汉化倾向者更深一层地渐次同化。其次，妇女角色的变化：在汉族士人对非汉族习俗的鞑伐，及这些墓志碑传的传读，使得女性「夫死守寡」为尚的意识，在中原社会进一步被强化。

附表：蒙古、色目女子墓志铭相关资料